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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哲学论文800字 篇1
试谈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
摘要：儒家管理哲学在长期的封建政治管理实践中一直是居于主导地位的管理思想。儒家管理哲学一贯强调以人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以实施道德教化作为管理活动的首务，以“修、齐、治、平”为实现管理职能的基本途径。正是这些构成了儒家管理哲学有别于其他管理流派的核心理念。
关键词：儒家;管理哲学;核心理念
关于儒家管理哲学在封建政治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学界人士普遍认为，自儒家取得独尊之势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不管他们个人有什么偏好，或尊法，或好佛，或崇道，但在治国的指导思想上，基本上都是以儒家管理哲学为主流的”[1]317;“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从总体上看，还是‘治世’多于‘乱世’，‘稳态'。
多于’无序‘，’常态‘多于’变态‘。因而，反映农业社会常态(稳态)运行规律的’治国之道‘———儒家管理哲学，就无可争辩地成为社会管理的主导思想”[1]321。还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儒家管理思想在我国的管理史、哲学史、社会史、教育史和文化史中占有特殊地位，欲富国强兵，实非儒学莫能为。这些对儒家管理思想和管理哲学的评价，是符合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政治管理实践的基本事实的。的确，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在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上，基本上都是以儒家的管理哲学为主流;历朝历代的先贤，不管他们从什么立场和角度对儒家的管理思想作出选择、补充、阐释和发挥，基本上都是围绕儒家圣贤所提出的几个不变的中心理念来进行。正是这几个一以贯之的理念，规定并指导着儒家管理思想的发展方向，体现出儒家管理思想与其他学派管理思想的本质区别，代表了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本文试图对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作一探讨，以期对当今的政治管理实践提供思想借鉴。
一、为政在人：以人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
儒家认为，造成天下治乱的根本原因在人。正由于人心不古、人心不仁，故乱臣贼子纷起，整个社会陷入“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混乱之中。既然“天下无道”的根本原因在人，那么要使整个社会回复到“天下有道”，同样也离不开人。因此儒家十分重视人在政治管理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把人视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围绕人这个中心来展开他们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儒家学说的开创者孔子首倡以“仁”为中心观念的管理思想，主张“仁者爱人”。按《说文》解：“仁，亲也，从人从二。”可见“仁”实际上是“二人”的复合字。这表明孔子将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自己管理思想的出发点。这里的“人”，既包括管理者即统治者，也包括被管理者。
关于管理者如何“爱人”，孔子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2]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颜渊。这就是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看来，“仁”的方法不过是以本人为尺度，来调节本人与他人的关系，这里就包含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首先，孔子要求管理者把与自己相对而言的被管理者当作人来看待，主张关心人、爱护人，重视人的价值，反对“始作俑者”，反对“不教而杀”，认为这只是作为管理者的最起码的条件和要求。其次，孔子进一步主张管理者对被管理者要“富之”而后“教之”[2]子路，要“修己以安人”、 “修己以安百姓”[2]宪问，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2]公冶长。可以看出，孔子是将管理活动视作己立、己达进而立人、达人的活动过程来加以阐释的。
孔子这种“贵人”思想，率先确立了人在管理活动中的中心地位。此后儒家的管理哲学始终沿着这个方向，把人作为管理的主要对象，一切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安人”和“安百姓”来展开的。生活在战国后期的荀子，以天道自然为基础，把天道运行和人事区分开来，认为人处于与天、地并参的地位。“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3]天论。人的职责是“制天命而用之”，利用天时地利来创造属于自己的文明和文化。人之所以能“自求多福”，能与天地参，是因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3]王制。荀子认为人之贵，在于懂得利用道德制度建立起各级管理组织，懂得分工协作把大家的活动协调起来，将单个人的力量加以放大，懂得用“礼”来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和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促进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
在儒家思想家中，对孔子“贵人”思想作出重大发展的是孟子。孟子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仁政”学说中，而“仁政”学说的基础是“贵民”，即重视广大民众的力量对维护封建管理制度的作用[4]197。孟子一反西周时期一切政治经济制度都为贵族而设，贵族是国家管理的中心的观点，大胆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为天子”[5]尽心下的思想。这一“民本”思想可以说是孟子管理思想的出发点。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对于维护政治决策权来说，人民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力量，要取得民众的拥护才有国家最高决策权，才有君位;而失去人民的拥护，就失去政权，失去君位。因此对于维护整个国家最高决策权来说，人民的力量是首要的，政权是次要的，君主就更其次了。
孟子以“民本”思想为基础，发挥孔子的“富之”“教之”的管理思想，提出了自己的“仁政”管理思想。首先，孟子对“仁政”何以能够推行作了论证。他以“性善论”为出发点，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5]公孙丑上。“仁政”并非什么特别难的事情，管理者只需要从自己固有的“不忍人之心”出发，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5]梁惠王上，这就是“仁政”。其次，孟子对“仁政”的管理模式作了严密的设计。第一步，他抓住人民的生产生活这个国家管理的中心问题，站在“民”的立场对西周的井田制加以改造。在他看来，“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信心，无恒产者无恒心”[5]滕文公上。民有恒产是整个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本保证。为此，孟子设计道：“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5]滕文公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
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5]梁惠王上孟子认为，管理者如能把这种蓝图变为现实，就是王道的开始，然而也仅仅是开始而已。因国家的管理制度，不但要使人民有恒产，生产生活有充分保障，还应重视教化民众，使其“明人伦”。所以孟子接下来又对“仁政”管理模式作了第二步的设计：“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5]梁惠王上也就是说，在“富之”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用道德理想来“教之”，使“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5]滕文公上这样才能使全体民众都获得全面的健康的发展，造就出一个和谐完满的社会，才算是王道的完成。
总之，“人”在儒家管理哲学中始终是一个中心话题，全部儒家管理思想都紧密围绕着“安人”、“安百姓”来加以展开。故《礼记·中庸》有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6]一句话，“为政在人”[6]。
二、为政以德：以实施道德教化为管理活动的首务
作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治道的主流，儒家思想从它产生起就一直倡导“为政以德”，主张用道德教化来感化百姓，从而达到有效的治理。孔子明确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政，有耻且格”[1]为政。在他看来，用道德教化来感动人心，要比一味的惩罚效果更好。“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1]为政。孟子则更加明确地主张“贵王贱霸”，提倡以德服人的“王政”，反对以力服人的“霸政”。他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5]公孙丑上。当齐宣王问及齐桓公、晋文公之事时，孟子毫不犹豫地回答：“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5]梁惠王上。齐桓公、晋文公都是春秋霸主，孟子却声称“未之闻也”，其原因乃在于“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称五霸，为其先诈力而后仁义也”[7]梁惠王章句上。汉儒董仲舒也强调：“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8]。
需要指出的是，儒家虽然强调“为政以德”，但并不一味排斥“礼治”和“法治”的作用。
“礼”是西周时期用以调节“君子”即贵族之间的关系的一种不成文的行为规范，其作用介乎于“德”和“法”之间。孔子就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认为在实施道德教化的同时，也要用“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荀卿更是进一步主张德与礼、法、刑、赏并举。但是儒家始终强调“礼”、“法”的外在控制一定要与内在控制结合起来，并且以德治为主，辅之以礼治和法制，才能真正有效。礼与法必须通过道德教化最终“内化”为人们的自觉的信念和习惯，才有长久的稳定的效果。如果释德治而一味任法制，最终必定走向粗俗和野蛮，而粗俗和野蛮的管理是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的。
儒家所倡导的道德教化所以能行，是有一定的人性理论作为基础和出发点的。如前所述，人是整个管理活动的中心，任何管理思想、理论都是以对人的本性的认识和理解作为前提的。在儒家那里，人性问题不仅仅是管理理论的必要前提，而且是整个管理活动的中心。儒家的思想家们在人性问题上都持“人性可塑”的主张。人性可塑，则道德教化能行。孔子率先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2]阳货的观点，认为人人所禀受的天性是大体一致的，没有很大的分别，但是经过后天的习染，人与人之间便渐渐地拉开了差距，不再相近了。孔子虽然没有言及人性的善与恶，但是肯定了人的本性是可以通过后天的环境和教养来加以改变和塑造的。以后的儒家，虽在人性的善恶问题上有较大的分歧，但是人性可塑，相信人的本性经过塑染之后能达到善这一点上却是完全一致的。
孟子以为人性中有仁、义、礼、智“四端”这四种根本的善，是人性所固有的，是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能良知，是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基本特征。仁义礼智之所以叫做“端”，是因为仅处于萌芽阶段，论其数目不过是“几希”，有待于放大和扩充。因此，道德教化的主要任务就是：“存其心”，“养其性”[5]尽心上。在孟子看来，性犹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若能扩而充之，则为君子;若丧失之、遮蔽之，则沦为小人。如果人人皆能扩充此四端，则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的性善论在儒家中占有很大优势，后来李翱、王阳明、王船山、戴东原等人对人性的看法，与孟子十分相近。
在人性问题上另一有代表性的观点便是荀子的“性恶论”，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3]性恶人性都是好利多欲、自私自利的，其中并无仁义的成分，所有的善都是经由后天的教化和训练获得的。人性虽本为恶，然而人有相当的聪明才智，可学而能，去恶返善，“化性起伪”。普通的人只要通过学习积累善的东西，达到“全之”、“尽之”的程度，也可以成为圣人。如果说孟子的观点代表了“性善可塑论”，那么荀子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性恶可塑论”。
此外，在儒家的阵营里还有以告子为代表的“性无善无不善论”，以世硕为代表的“性有善有恶论”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性未善论”等观点。无论这些观点之间的分歧有多大，它们都把理论的落脚点放在了如何塑造人性这个核心的问题上。在儒家看来，作出某种人性的判断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在于如何改造和塑造人性———去恶扬善;管理活动不仅是对人性的顺应过程，而且是对人性的塑造过程。道德教化之所以能行，是因为人性是可塑的。
三、正己正人：以“修、齐、治、平”为管理的基本途径
儒家既然主张以道德教化为管理活动的首务，不以外在的强行控制为重点，就必定带来一个相应的问题，即管理者怎样才能营造出一种人人向上，个个向善的社会效果呢?人性可塑，则后天的习染既可导人向善，也可导人向恶，那么在管理即在人性的塑造过程中如何排除可能的恶(包括先天的恶和后天的恶)?儒家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最有效的也是最好的途径莫过于“正己正人”，也就是说，管理者要管好他人，首先得管好自己;要引导他人为善，则自己首先应当成为道德上的楷模。在这里，“正己”是“正人”的前提条件，“正人”是“正己”的扩充和自然延伸。“正己”就是修己的内圣功夫，是己立、己达;“正人”就是安人的外王功业，是立人、达人。欲达成理想的功业，“正己”即修身的功夫是根本，儒家始终把管理者的修身功夫视作治国安邦的根本。
需要指出的是，儒家虽然强调“为政以德”，但并不一味排斥“礼治”和“法治”的作用。
“礼”是西周时期用以调节“君子”即贵族之间的关系的一种不成文的行为规范，其作用介乎于“德”和“法”之间。孔子就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认为在实施道德教化的同时，也要用“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荀卿更是进一步主张德与礼、法、刑、赏并举。但是儒家始终强调“礼”、“法”的外在控制一定要与内在控制结合起来，并且以德治为主，辅之以礼治和法制，才能真正有效。礼与法必须通过道德教化最终“内化”为人们的自觉的信念和习惯，才有长久的稳定的效果。如果释德治而一味任法制，最终必定走向粗俗和野蛮，而粗俗和野蛮的管理是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的。
儒家所倡导的道德教化所以能行，是有一定的人性理论作为基础和出发点的。如前所述，人是整个管理活动的中心，任何管理思想、理论都是以对人的本性的认识和理解作为前提的。在儒家那里，人性问题不仅仅是管理理论的必要前提，而且是整个管理活动的中心。儒家的思想家们在人性问题上都持“人性可塑”的主张。人性可塑，则道德教化能行。孔子率先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2]阳货的观点，认为人人所禀受的天性是大体一致的，没有很大的分别，但是经过后天的习染，人与人之间便渐渐地拉开了差距，不再相近了。
孔子虽然没有言及人性的善与恶，但是肯定了人的本性是可以通过后天的环境和教养来加以改变和塑造的。以后的儒家，虽在人性的善恶问题上有较大的分歧，但是人性可塑，相信人的本性经过塑染之后能达到善这一点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孟子以为人性中有仁、义、礼、智“四端”这四种根本的善，是人性所固有的，是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能良知，是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基本特征。仁义礼智之所以叫做“端”，是因为仅处于萌芽阶段，论其数目不过是“几希”，有待于放大和扩充。因此，道德教化的主要任务就是：“存其心”，“养其性”[5]尽心上。在孟子看来，性犹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若能扩而充之，则为君子;若丧失之、遮蔽之，则沦为小人。如果人人皆能扩充此四端，则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的性善论在儒家中占有很大优势，后来李翱、王阳明、王船山、戴东原等人对人性的看法，与孟子十分相近。
在人性问题上另一有代表性的观点便是荀子的“性恶论”，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3]性恶人性都是好利多欲、自私自利的，其中并无仁义的成分，所有的善都是经由后天的教化和训练获得的。人性虽本为恶，然而人有相当的聪明才智，可学而能，去恶返善，“化性起伪”。普通的人只要通过学习积累善的东西，达到“全之”、“尽之”的程度，也可以成为圣人。如果说孟子的观点代表了“性善可塑论”，那么荀子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性恶可塑论”。
此外，在儒家的阵营里还有以告子为代表的“性无善无不善论”，以世硕为代表的“性有善有恶论”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性未善论”等观点。无论这些观点之间的分歧有多大，它们都把理论的落脚点放在了如何塑造人性这个核心的问题上。在儒家看来，作出某种人性的判断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在于如何改造和塑造人性———去恶扬善;管理活动不仅是对人性的顺应过程，而且是对人性的塑造过程。道德教化之所以能行，是因为人性是可塑的。
三、正己正人：以“修、齐、治、平”为管理的基本途径
儒家既然主张以道德教化为管理活动的首务，不以外在的强行控制为重点，就必定带来一个相应的问题，即管理者怎样才能营造出一种人人向上，个个向善的社会效果呢?人性可塑，则后天的习染既可导人向善，也可导人向恶，那么在管理即在人性的塑造过程中如何排除可能的恶(包括先天的恶和后天的恶)?儒家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最有效的也是最好的途径莫过于“正己正人”，也就是说，管理者要管好他人，首先得管好自己;要引导他人为善，则自己首先应当成为道德上的楷模。在这里，“正己”是“正人”的前提条件，“正人”是“正己”的扩充和自然延伸。“正己”就是修己的内圣功夫，是己立、己达;“正人”就是安人的外王功业，是立人、达人。欲达成理想的功业，“正己”即修身的功夫是根本，儒家始终把管理者的修身功夫视作治国安邦的根本。
关于“修身”，《大学》指出：“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9]这里的“辟”即“偏颇”之意。由于人们主观认识上的偏颇和主观情感上的好恶，在“修身”之中无法做到不偏不倚，就容易流于偏颇。因此，“修身”就是要求管理者要行为端正，真正以身作则，成为部属的表率。
关于“齐家”，《大学》指出：“所谓治国必先齐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9];“一家，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9]。此所谓“孝”“弟”“慈”乃立家之根本，能真正实践孝、弟、慈之道的人，才算真正懂得了“齐家”。而治国之道不过是齐家之道的延伸：事君需孝，事长需弟，使众需慈，如此而已。
关于“治国平天下”，《大学》指出：“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9]。这实际上就是要求管理者发扬孔子一贯倡导的“忠恕之道”，自觉地接受伦理道德的约束，“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9],推己及人，以崇高的道德风范来影响、感召一般民众，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以上八个环节，层层紧扣，步步推进。但核心的环节是“修身”，是前提和基础;而“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目的和归宿。《大学》一再强调：修身为本。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过是修身功夫的自然延伸和扩充。管理者自身的道德水平提高了，思想品行端正了，自然可以做好民众的表率，把国家治理好。这种思想正好与《中庸》之道所主张的“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6]的精神完全一致。无怪乎台湾学者、着名中国管理哲学专家曾仕强先生认为：所谓《大学》之道，实际上就是管理之道;中国的管理哲学，就是《大学》以经之，《中庸》以纬之。《大学》和《中庸》以其微言大义集中体现了中国管理哲学的精义。
参考文献：
[1] 黎红雷.儒家管理哲学[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
[2] 论语[M]∥张立文.儒学精华：上.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6.
[3] 荀况.荀子[M]∥张立文.儒学精华：上.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6.
[4] 刘云柏.中国古代管理思想[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7.
[5] 孟轲.孟子[M]∥张立文.儒学精华：上.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6.
[6] 子思.中庸[M]∥张立文.儒学精华：上.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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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M]∥张立文.儒学精华：上.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6.
实践哲学论文800字 篇2
在课本上，我看到这样一幅漫画：冬天在一个车站专供母子上车的地方，几个衣冠楚楚的大男人却站在那里，对于旁边“母子上车处”的牌子却视而不见。车站旁边，站着一位抱孩子的妇女，十分无奈，却又敢怒不敢言。
看完这则漫画，我感到十分气愤。他们真得是文盲吗？不是吧。当今社会，真正的文盲有几个？真是文盲还会觉得自渐形秽也没有脸面站在这儿。而且，他们中有的人一副干部模样，有的人还故意闭着眼睛，怎么可能是文盲呢？
在生活中，这种假文盲、真自私的行为很多，令人反感。如在公交车上特设的“老、弱、病、残、孕”专席，许多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却坐在哪里。而当真正的特需乘客上车时，却没有人让座，对于车上赫然贴着的“请主动给老、弱、病、残、孕乘客让座”的标语，许多人视而不见。倒是一些六、七岁还不太认字的小孩，会给他们让座。假文盲们不管，不太懂事的小孩能做，这是什么现象？他们难道连小孩都不如吗？！我想，这对于那些弱势群体来说，即使在炎热的夏天，也会感到寒意，是心寒！
说实话，在贴有明确标语的地方装成假文盲去故意违反规则最令人厌恶，比起违反那些没有明确、基本指出的规则，这种“假文盲、真自私”的人是真正的小人。真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按标语要求做就会损失很多吗？不会。最多不过是多走点路、多站会儿、多等会儿、累一点儿，可这又有什么呢？久违了这么一点点儿，去做一次“假文盲、真自私”的彻头彻尾的小人，值吗？做一次也许没有什么，但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做下去，你真得是赚了吗？不，是赔了，赔上了公德。
所以，我呼吁：不要为了一时图省事儿而做“假文盲、真自私”的小人，哪怕累一点儿，也不能在品德上打折扣呀！
其次，我又想到了一个问题：除了自身的素质外，又是什么助长了这种行为的嚣张气势呢？我想到了那位妇女。她上车的位置被占，而那“母子上车处”的牌子就是证据，真理在妇女手上，完全可以说服那群男子。妇女为什么不走上前去，指着牌子对那些男人说“同志，您们站错了！”我就不相信，那些男人的脸皮就这么后，面对妇女的指责就一点不感到脸红！也许，弱小的妇女并不是男人们的对手，但毕竟，在对于错的较量中，对总会取胜。如果因能力的强弱而改变了对于错的胜负，那么社会成了什么样子？！华君武先生的《假文盲》生动形象，具有很深的蕴味，他批判了“假文盲、真自私”的行为，同时也告诉人们对待错误要大胆提出，不能因能力而改变对于错的胜负。
不久前爆发的“韩白骂战”闹得沸沸扬扬，在这里，我不谈事件根源，也不论孰是孰非。我不懂文学，当然也就不会争论什么文学不文学的，（这事儿恐怕不是文学争论那么简单咯）只说说从中看到的几个社会现象。
现象一：帮亲不帮理。
帮理不帮亲是中国历代传承的行为准则，但是社会发展到今天已不是这样子啦。譬如说吧，某人在街上被狗咬了，这人理所当然地向狗的主人讨要医药费，而往往狗主人只会敷衍一两句，然后狗主人的儿子就跳出来大讲“道理”，接着儿子那当官的老丈人也跳了出来，骂被咬之人撒泼使赖，对狗咬人一事却一字不提。天理何在！“韩白骂战”也是这个样子。先是白烨不止一次说韩寒的文学不够文学之类的话，韩寒看了那些话就骂了白烨，而白烨不答话，然后白烨的哥们跳了出来，接着哥们的儿子也跳了出来……跳来跳去，全是些不相干的人，都只听说自己的亲朋好友被骂了，就不管孰是孰非，这个说韩寒是“红卫兵”，那个要抽韩寒俩巴掌，这都什么乱七八糟啊，典型的“帮亲不帮理”。
现象二：长辈的话就是至理名言。
长辈说：“不对，你是错的。”那么你就是错的。如果你说自己没错并指出长辈的错误，就会被说成叛逆不尊重长辈，然后一群长辈围着你骂（一般地，他们不会耐心教育。还教育个屁，他们连是非黑白都不辨，就他们说的是真理）。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所以晚辈应该尊敬爱护长辈，但是，我认为长辈并不就是年龄比自己大的人，对那些不辨是非歪曲事实甚至诋毁别人的人，纵然他们的年龄比自己大也不必把他们当长辈来尊敬，而是要大胆地指出他们的错误，毕竟爱心的泛滥，只会让他们错上加错；等到他们改正了错误，晚辈还是要视他们为长辈，而且加倍地尊敬他们。
现象三：暴力倾向严重。
在“韩白骂战”中，“抽嘴巴”“付出血的代价”等暴力字眼出现频率极高，由此现今社会暴力倾向严重可见一斑。作为长辈，作为有社会影响的人物，成天个把打啊杀啊血啊等话儿挂在嘴边，这社会的暴力倾向能不严重吗？孩子从长辈那里得到一个讯息：以拳头解决问题。从家庭暴力到校园斗殴再到社会不良青年打群架，难道其中没有值得反省的东西？
以上是我从“韩白骂战”中看到的几个与现今社会现象有关的问题。至于“韩白之争”，我看那是必然的，即使没有韩寒骂白烨，也会有其他人骂白烨或其他胡诌之人，在整个事件中，韩寒不过说出了年轻一代的心声。姑且把“韩白之争”看作是现今社会某些长辈（勉强这么称呼他们）心胸狭隘自以为是或不了解后辈，而年轻一代渴望被肯定被尊重的一个见证吧。
实践哲学论文800字 篇3
材料中的画面令人啼笑皆非：说明书难解燃眉之急，该男子却对至关重要的灭火器不闻不问。由此可见：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男子没能把知识活学活用，其悲惨下场不甚明了。
尽信书不如无书。书本的意义不仅在于借鉴和参考。如果一味地扎身书本，不知道活学活用，那么掌握到的知识也只能是烂在心头的死知识，没办法为你的学习建设添砖加瓦。相反，如果书本与实践两相结合，便能将知识最大化的利用，且如明珠，经久不衰。
面冰十二年，俗语常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勤奋是通向成功的重要途径，却不是唯一途径。书山之路固然难攀，有勤作径自可步步生莲；学习之海却并不都是洋洋苦水，实践出真知，躬行切问便可知其甘甜。
古有五柳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陶渊明的这种读书方法亦有世人诟病，在我看来，他并不是敷衍了事，草率为之，而是省去了不必要的细枝末节，有了充足的时间对知识加以吸收利用。反观我们中的某些人抱着书本一字一句的精琢细磨，一段时日没有巩固，知识就如过眼烟云，大好时光都做了无用功。此时便更能凸显实践的重要性。倘若我们能把所学知识运用到现实生活中，我们所经历的化知识为形象可感的行为的过程，知识就会从书本跳到记忆里。以后再看到相关事物，便能引起大脑的连锁反应，从而牢牢地掌握所学知识。
掌握一种记忆还只是实践躬行的其中一个好的方面，除此之外，我们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应用，而实践能将学习知识的过程急速缩短，将学到的知识直接应用于实际的生产生活。如果图中的男子不是死盯着灭火器的使用说明，他可能早就摸索到了灭火器的使用方法。过分依赖书本而不是扎根实际，结果只能是对书本中的知识一知半解，还会被现实世界无情抛弃。
书本只是知识的载体，要想真正的把知识化为己用，就要学会活学活用，而活学活用就需要我们投身实际，勤动脑，勤动手。
记住知识不是学习的目的，运用知识才是学习的真意。把知识学活，足以改变命运；把知识拴死，却是束缚了自己。所以纸上得来终归死板，实践躬行才是发展的硬道理。
实践哲学论文800字 篇4
“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前两天我看了一本书，书里我最喜欢的那篇故事也正如鲁迅所说的这句话那样。
这本书名叫《电话里的童话》。此书共有66篇故事，其中令我感触最深的是《一条什么地方也不通的路》。
故事是这样的：在一个小村子里，有三条路，一条通向大海;一条通向城里;还有一条什么地方也不通的路。村子里有一个叫马尔迪诺的人，他却不相信乡亲们说的话，他说:“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地方也不通的路，如果它哪也不通那还修它干嘛呢?”于是，有一天他拿着吃的上路了。他要看看那条什么地方也不通的路到底有什么。他走呀走，突然看见一只小狗，小狗蹦蹦跳跳向前走，好像让马尔迪诺跟着它，于是马尔迪诺与它走了好长的路，小狗停下了，汪汪地冲着上面叫，马尔迪诺抬头一看，眼前的景象让他惊呆了，那有一座雄伟的宫殿。有一个女王在上面叫他，女王对他说：“你说的很对，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也不通的路。只要勇于探索，勇于实验就一定能得出真理!”
有两个真实的故事，就证实了女王说的话。一个是：17世纪伟大的科学家伽利略，他就是一个勇于探索，勇于实验的一个人。他为了证明两个铁球一个11千克重，一个1千克重，能同时着地，特意在比萨斜塔上证明自己的真理。另一个是：有一次，一个科学家对一群小朋友说：“把一条鱼放进一个装满水的缸里水会冒出来吗?我猜他不会。”孩子们听了科学家这么说也都信了，可是唯独有一个小姑娘她却不信，于是她回家问妈妈，妈妈让她做一个实验证实一下。结果实验证明科学家说的话也不一定全都对，要实践出真知。
在生活中遇到事情也是这样，要去探索事情，去实践，有句老话说：”实践出真知。”而我却一直没有做到。可自从我读了这篇文章以后我对事情的理解变了，我不再凭空想象，更多的是实践。我也做到了实践出真知。
以后遇到事情请大家不要只是想象，要去实践，实践出真知!
实践哲学论文800字 篇5
偶尔读到陆游的诗《冬夜读书示子聿》中的句子“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感慨颇多，因为这句诗中，清楚而明确的表明了实践活动对人类的认知起决定作用。
诗句“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告诉我们：纸上得来的东西感受总不是很深刻。要真正弄明白其中的深意，往往来自于生活实践中自身的真实体验，很多东西都是自己碰过壁，吃过苦头，走过弯路，才真更明白其中的道理。
不是吗？雾里看花，你看不到花儿为了盛开流下的汗水；水中望月，你看不见它的皎洁之下的灰尘；世间的事情全都是雾锁烟笼，想探求生命的真相，情以心为言，躬行探求。
作为现代人，读书学习的重要意义对我们来说不言而喻。但同时我们也都很清楚，书中得到的知识是别人的经验，它只有经过我们在生活实践中的检验和运用，才能变成自己人生的宝贵经验。
正如有人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意思大概是说实践的重要性。
别人的经验，只是一家之言。有些时候，在某些问题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见解，有些人的观点很偏颇。面对同一个问题，也许他们的观点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如果我们没有亲身实践，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就如同《小马过河》中的小马一样，要么困难被放大，要么轻视困难，让你无所适从。
有些书中的经验是前人总结而成，在一定具体的条件下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反之，如果离开了那特定的条件，它就会成为谬论。因此，只有我们在实践中掌握其中的缘由，我们才能正确的运用别人的经验。因此，古人告诫我们说“尽信书不如不读书”，这也就是为什么项羽的“置之死地而后生”取得大胜，而马谡用的“置之死地而后生”导致大败。
因此，我们在学习、生活中要分外重视实践的作用。明白实践及其发展的需要是认识、知识产生的根源和发展的动力。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实践的发展促使科学成果层出不穷，以至促成新科学的诞生。人类实践发展的无止境，决定了认识发展的无止境。
我国古代著名的医学家李时珍，觉得前人医书有很多错误的不完善的地方，于是花了将近40年的时间，走遍大江南北，编写了著名的医学著作《本草纲目》。中国杂交水稻事业的开创者袁隆平院士，50多年来，始终在农业科研第一线辛勤耕耘、不懈探索，经过无数失败，一次又一次的培育杂交水稻，终于成功。爱迪生一生有1000多项发明，这些成就的取得完全要归功于他几十万次的实验。
我们也要清楚，理论上的知识都是在各种条件的限制下的，有的甚至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俗话说“实践出真知”，理论知识是来源于实践的，也是通过实践来验证的，我们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目的是为了实践，如果只是一味地死读书、读死书，而不能进行有效的实践活动，那么就失去了学习的意义了。
想想历史上最不重视实践的著名的例子“纸上谈兵”，就觉得有点搞笑。据说赵括自幼熟读兵法，就连他的父亲战国时期名将赵奢都辩论不过他。后来发生了长平之战，赵括带兵与秦国交战，因缺乏实际经验遭到惨败，40万赵国军队被活埋。最后只落得身死国灭，历来为后人说诟病的可悲下场。
作为21世纪的新生代，是祖国的未来，我们应当肩负起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积极投身于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中去，增强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充分发挥我们的才能，壮大我们的国家，使中国走进强国之列，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梦。
实践哲学论文800字 篇6
正在高二的小邓同学在中秋节做了计划，但是妈妈不答应，催她去写作业，我认为妈妈的这种不允许小邓进行社会实践的行为是不正确的，是片面的。在学校的学习是在锻炼人的思维能力，而社会实践，顾名思义就是锻炼实践能力，社会实践也是有利于个人的自身发展的。
诚然，小邓妈妈是在叮嘱小邓在假期要好好学习，不能因为放假而使自己放松了学习。但是从长远来看，小邓妈妈是从短期来看待问题，具有暂时性，小东在中秋节计划陪家人过节，这是无形中便联络了家庭成员间的感情。会使这个家庭充满融洽的氛围。虽然，小邓妈妈认为假期学习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效果，但这个效果不一定会明显。反而会在某种程度，挫伤了学习的积极性。学校也多次提出过“劳逸结合”以及教育学生向德、智、体、美、劳，这些方面发展，如果真像小邓妈妈那样只学习，“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与以往明朝时期的读书人只懂得纸上谈兵，却到实践时便束手无策那样吗？正如当今正在机械化的社会如果真的只会读书不会去实践，不通过实践，又如何能得到提升？这样长期下去，这类人不就很快被淘汰了吗？
小邓的计划中，通过帮妈妈做家务通过这样的方式，适当的放松紧张学习后的大脑，这也是锻炼小邓的自理能力。这也帮助小邓在社会上没有家人照顾的情况下自理，小邓带爷爷奶奶上公园，这不正符合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吗？带爷爷奶奶上公园这使小邓能与两位老人家联络感情，更了解爷爷奶奶那些年代的故事。同时也在扩展爷爷奶奶的人脉，让爷爷奶奶晚年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小邓向爸爸学习，学会做一道菜，这能让小邓的厨艺长进，不断培养自己向“出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发展，使自己能全面发展。这些计划都有在学习，小邓学习的是课外知识，学习怎样去自理，不引起父母的担心。学习去了解一个人，一个年代，不断扩展自己的知识面，这也在说明，这是应教育中的可行性的发展。我们国家的教育太过于注重分数，太过于注重理论而轻视了实践的重要性，正所谓“实践出真知”，只有实践，才会让原本枯燥乏味的理论知识更丰富。其实学习也是如此，学习可以促进人的发展，而社会实践也可以发展，并且是更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实践与学习是紧密相关的。因此，我认为，学习固然重要，但劳逸结合是不可或缺的。因此，陪家人过节也是重要的作业。
学习有利于自身发展，社会实践也有利于自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