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体会一些事情后，我们会将感悟记录在心得中，以便铭记并总结经验。哲学的思考尤为深刻，撰写心得体会时，可以将自己的领悟与具体事例相结合，从而深化理解。以下是关于哲学感悟的800字论文，供大家参考。
关于哲学的感悟论文800字 篇1
人生发展需要哲学智慧的指导，人生内容充实着哲学。“哲学与人生”课程把哲学与人生结合起来，即使对哲学课程的重大创新，也是发挥哲学指导和解决人生问题作用的体现。
客观实际是人生选择的前提和基础
人生路是自己选择的，在追求人生价值中根据一定的主客观条件，在多种可能性众所做的选择和确定的活动，人生体现了认识的主观意志和愿望，体现了人的价值追求，但是人不是仅仅依靠自己的主观意志，就能对人生道路做出正确选择的。选择是否符合客观实践，直接影响到个人的人生发展。青年人在人生选择面前应力求做到科学、正确，才能走好人生每一步。
学会共处，营造和谐人际关系
学会与人和谐共处，是人生的一个重要发展能力，会共处是以承认差异为前提的，不承认差异就是不承认别人。学会与人和谐共处，就要求同存异，悦纳他人，并使自己成为受欢迎的人。在交往中，真诚的肯定和欣赏别人的长处，宽容别人的缺点与不足，多站在别人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而不是事事都只想着自己，遇到矛盾，要冷静处理等等，这样才能与人和谐共处。中学生正处于成长的重要阶段，与什么样的人交朋友，交什么样的朋友是十分重要的。
正确处理公与私，义与利的关系。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要正确对待公与私，义与利的关系，片面的强调，“义”或“利”和片面的强调“公”或“私”都是错误的，要处理好义与利，公与私的关系，首先就需要了解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关系。
集体和个人是相互依存的，集体存在和发展了，个人利益才可能实现。集体利益得不到巩固，就没有个人利益可言，集体是个人发展的空间，是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只有集体利益得到巩固，才有人利益可言。义与利的辩证关系，要求我们坚持义利统一的原则，应当营造一种义重于利为的优良社会风尚。
公与私是相对。的个人的私利在任何社会都要受到限制，它的平衡需要依靠制度，法律和道德，这是维护社会共同利益的客观需要，在实际生活中，我们要提倡坚持集体主义原则，反对损公肥私，反对把个人利益凌驾于集体利益之上。
创造并享受美好的人生，是人们的最终追求，让我们努力创造拥有美好的人生吧
关于哲学的感悟论文800字 篇2
有时候并不是一本书有多好才能给读者心灵上的激荡，而是读者终于在对的时间读了它。因为道理都是相通的，只是我们能否在最需要的时候被点拨。一本好书，可能会在最恰当的时候为人生点亮航程！读着这本书，我一直都有想写读书笔记的冲动。我将点拨我的语句都摘下来，写写体会，相信可以加深我对他们的理解。
“人生是需要体验的，如果光是叙述各种道理与格言，而没有自己去体验的话，到了最后还是只能在知识的迷雾中打转。相反，如果一个人真的能够借由体验去印证价值，那么随着生命的成长，他的经验越来越丰富，并且对人生的体验及对价值的掌握，也会越来越深刻而准确。”
——摘自第一章
是呀，现在我19岁，如果没有这19年的经历，我相信我对书中的一些精辟的语句也只是不知所云，云里雾里罢了，根本就不会产生共鸣，更不要提对这种体验理解的更加深刻。怀特海说，一定要等到你课本丢了，笔记都烧了，为了准备考试而记在心中的各种细目全部忘记时，剩下的东西，才是你所学到的。正如我们现在学的各种知识，为了考试而学习，考试之后不出半年，早已忘的一干二净。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为了考试不停地收集各种理论，记忆在脑中，可是从来没有想过这些种种的理论究竟是为何而产生。所以我们什么都没学到，当课本丢掉，笔记烧掉，我们一无所有。同样，我现在的这些体会也需要我在体验中一一印证，才会最终留在我心中，成为我在人生中可以运用的智慧。
“价值取向既然是一种选择，就一定要有所取舍，亦即，如果我选择了某些价值，那么势必要放弃另外一些，由此可知，选择价值时是需要勇气的，人不可能什么都要，也不可能讨好每一个人。 ”
“人活在世间最可惜的，就是变成乡愿。”
“人生经由不断地抉择，而塑造出自己的风格。风格是指：一个人的言谈和行为有一定的原则，并且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说，不会轻易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
“知道自己言行背后的道理，就能够坚持下去，即使需要付出一些代价，也无怨无悔。”
关于哲学的感悟论文800字 篇3
有一个假设的提问：如果你的母亲和老婆同时落水你先救谁？我打开百度看了一下，多数人选择先救母亲，能够这样回答的人都是好人，百事孝为先，这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许多人会感觉两难，觉得无法选择，手心手背都是肉，这样想的人当然也是好人，是重情有义的人；先救老婆而不顾母亲的人很少，顶多是先救起母亲然后与老婆一起死，能够这样做的人已经是人间至情了。
我相信参加讨论的都是些善良的年轻人，有一位网友说得好，“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我宁愿我老公先救他妈妈，我只嫁给这样的人。”这句话真是义薄云天。那么做母亲的又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呢？我想起很久以前一位母亲在生死关头借《读者》杂志对她的儿子说：“不要管我，先救你的媳妇，先救你最爱的人，这就是我，作为一个母亲的回答。”
我曾经为了这个命题而困惑了许久，尽管遇到自己的母亲和老婆同时落水实际上概率极小，也许在我们的一生中都不会遇见，但作为一个哲学命题，它无数次地被人们堂而皇之的提出来，拷问人们的良知和勇气。这实际上是一种自己对自己灵魂的挑战和思索，也是一种理智与情感的抉择。
其实这是一个极其简单明了的命题，因为写进人类宪法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明明白白地告诉了我们一切。无论从人类法律还是从人的尊严来说，母亲和妻子，作为独立的生命个体，一个是生你养你的人、一个是陪伴你最多时间的人，她们没有什么不同，是应该同样受到尊重和理解的，就像她们同样爱你理解你一样，我们不应该把他们区别开来，对于她们，我们只有深深的感恩。
芸芸众生中，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每个人的想法也不一样，在对待各种问题上，我们不能强求一致，事实上也不可能完全一致。但是，不管怎么说，父母、妻子和孩子都是我们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是爱的源泉。母亲和老婆同时落水先救谁？这将永远都只是作为一个哲学命题而存在，在现实生活中是永远找不到答案的，危急关头，我们无法作出抉择，我们也无权作出抉择。
关于哲学的感悟论文800字 篇4
试谈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
摘要：儒家管理哲学在长期的封建政治管理实践中一直是居于主导地位的管理思想。儒家管理哲学一贯强调以人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以实施道德教化作为管理活动的首务，以“修、齐、治、平”为实现管理职能的基本途径。正是这些构成了儒家管理哲学有别于其他管理流派的核心理念。
关键词：儒家;管理哲学;核心理念
关于儒家管理哲学在封建政治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学界人士普遍认为，自儒家取得独尊之势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不管他们个人有什么偏好，或尊法，或好佛，或崇道，但在治国的指导思想上，基本上都是以儒家管理哲学为主流的”[1]317;“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从总体上看，还是‘治世’多于‘乱世’，‘稳态'。
多于’无序‘，’常态‘多于’变态‘。因而，反映农业社会常态(稳态)运行规律的’治国之道‘———儒家管理哲学，就无可争辩地成为社会管理的主导思想”[1]321。还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儒家管理思想在我国的管理史、哲学史、社会史、教育史和文化史中占有特殊地位，欲富国强兵，实非儒学莫能为。这些对儒家管理思想和管理哲学的评价，是符合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政治管理实践的基本事实的。的确，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在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上，基本上都是以儒家的管理哲学为主流;历朝历代的先贤，不管他们从什么立场和角度对儒家的管理思想作出选择、补充、阐释和发挥，基本上都是围绕儒家圣贤所提出的几个不变的中心理念来进行。正是这几个一以贯之的理念，规定并指导着儒家管理思想的发展方向，体现出儒家管理思想与其他学派管理思想的本质区别，代表了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本文试图对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作一探讨，以期对当今的政治管理实践提供思想借鉴。
一、为政在人：以人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
儒家认为，造成天下治乱的根本原因在人。正由于人心不古、人心不仁，故乱臣贼子纷起，整个社会陷入“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混乱之中。既然“天下无道”的根本原因在人，那么要使整个社会回复到“天下有道”，同样也离不开人。因此儒家十分重视人在政治管理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把人视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围绕人这个中心来展开他们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儒家学说的开创者孔子首倡以“仁”为中心观念的管理思想，主张“仁者爱人”。按《说文》解：“仁，亲也，从人从二。”可见“仁”实际上是“二人”的复合字。这表明孔子将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自己管理思想的出发点。这里的“人”，既包括管理者即统治者，也包括被管理者。
关于管理者如何“爱人”，孔子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2]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颜渊。这就是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看来，“仁”的方法不过是以本人为尺度，来调节本人与他人的关系，这里就包含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首先，孔子要求管理者把与自己相对而言的被管理者当作人来看待，主张关心人、爱护人，重视人的价值，反对“始作俑者”，反对“不教而杀”，认为这只是作为管理者的最起码的条件和要求。其次，孔子进一步主张管理者对被管理者要“富之”而后“教之”[2]子路，要“修己以安人”、 “修己以安百姓”[2]宪问，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2]公冶长。可以看出，孔子是将管理活动视作己立、己达进而立人、达人的活动过程来加以阐释的。
孔子这种“贵人”思想，率先确立了人在管理活动中的中心地位。此后儒家的管理哲学始终沿着这个方向，把人作为管理的主要对象，一切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安人”和“安百姓”来展开的。生活在战国后期的荀子，以天道自然为基础，把天道运行和人事区分开来，认为人处于与天、地并参的地位。“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3]天论。人的职责是“制天命而用之”，利用天时地利来创造属于自己的文明和文化。人之所以能“自求多福”，能与天地参，是因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3]王制。荀子认为人之贵，在于懂得利用道德制度建立起各级管理组织，懂得分工协作把大家的活动协调起来，将单个人的力量加以放大，懂得用“礼”来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和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促进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
在儒家思想家中，对孔子“贵人”思想作出重大发展的是孟子。孟子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仁政”学说中，而“仁政”学说的基础是“贵民”，即重视广大民众的力量对维护封建管理制度的作用[4]197。孟子一反西周时期一切政治经济制度都为贵族而设，贵族是国家管理的中心的观点，大胆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为天子”[5]尽心下的思想。这一“民本”思想可以说是孟子管理思想的出发点。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对于维护政治决策权来说，人民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力量，要取得民众的拥护才有国家最高决策权，才有君位;而失去人民的拥护，就失去政权，失去君位。因此对于维护整个国家最高决策权来说，人民的力量是首要的，政权是次要的，君主就更其次了。
孟子以“民本”思想为基础，发挥孔子的“富之”“教之”的管理思想，提出了自己的“仁政”管理思想。首先，孟子对“仁政”何以能够推行作了论证。他以“性善论”为出发点，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5]公孙丑上。“仁政”并非什么特别难的事情，管理者只需要从自己固有的“不忍人之心”出发，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5]梁惠王上，这就是“仁政”。其次，孟子对“仁政”的管理模式作了严密的设计。第一步，他抓住人民的生产生活这个国家管理的中心问题，站在“民”的立场对西周的井田制加以改造。在他看来，“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信心，无恒产者无恒心”[5]滕文公上。民有恒产是整个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本保证。为此，孟子设计道：“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5]滕文公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
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5]梁惠王上孟子认为，管理者如能把这种蓝图变为现实，就是王道的开始，然而也仅仅是开始而已。因国家的管理制度，不但要使人民有恒产，生产生活有充分保障，还应重视教化民众，使其“明人伦”。所以孟子接下来又对“仁政”管理模式作了第二步的设计：“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5]梁惠王上也就是说，在“富之”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用道德理想来“教之”，使“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5]滕文公上这样才能使全体民众都获得全面的健康的发展，造就出一个和谐完满的社会，才算是王道的完成。
总之，“人”在儒家管理哲学中始终是一个中心话题，全部儒家管理思想都紧密围绕着“安人”、“安百姓”来加以展开。故《礼记·中庸》有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6]一句话，“为政在人”[6]。
二、为政以德：以实施道德教化为管理活动的首务
作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治道的主流，儒家思想从它产生起就一直倡导“为政以德”，主张用道德教化来感化百姓，从而达到有效的治理。孔子明确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政，有耻且格”[1]为政。在他看来，用道德教化来感动人心，要比一味的惩罚效果更好。“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1]为政。孟子则更加明确地主张“贵王贱霸”，提倡以德服人的“王政”，反对以力服人的“霸政”。他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5]公孙丑上。当齐宣王问及齐桓公、晋文公之事时，孟子毫不犹豫地回答：“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5]梁惠王上。齐桓公、晋文公都是春秋霸主，孟子却声称“未之闻也”，其原因乃在于“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称五霸，为其先诈力而后仁义也”[7]梁惠王章句上。汉儒董仲舒也强调：“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8]。
需要指出的是，儒家虽然强调“为政以德”，但并不一味排斥“礼治”和“法治”的作用。
“礼”是西周时期用以调节“君子”即贵族之间的关系的一种不成文的行为规范，其作用介乎于“德”和“法”之间。孔子就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认为在实施道德教化的同时，也要用“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荀卿更是进一步主张德与礼、法、刑、赏并举。但是儒家始终强调“礼”、“法”的外在控制一定要与内在控制结合起来，并且以德治为主，辅之以礼治和法制，才能真正有效。礼与法必须通过道德教化最终“内化”为人们的自觉的信念和习惯，才有长久的稳定的效果。如果释德治而一味任法制，最终必定走向粗俗和野蛮，而粗俗和野蛮的管理是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的。
儒家所倡导的道德教化所以能行，是有一定的人性理论作为基础和出发点的。如前所述，人是整个管理活动的中心，任何管理思想、理论都是以对人的本性的认识和理解作为前提的。在儒家那里，人性问题不仅仅是管理理论的必要前提，而且是整个管理活动的中心。儒家的思想家们在人性问题上都持“人性可塑”的主张。人性可塑，则道德教化能行。孔子率先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2]阳货的观点，认为人人所禀受的天性是大体一致的，没有很大的分别，但是经过后天的习染，人与人之间便渐渐地拉开了差距，不再相近了。孔子虽然没有言及人性的善与恶，但是肯定了人的本性是可以通过后天的环境和教养来加以改变和塑造的。以后的儒家，虽在人性的善恶问题上有较大的分歧，但是人性可塑，相信人的本性经过塑染之后能达到善这一点上却是完全一致的。
孟子以为人性中有仁、义、礼、智“四端”这四种根本的善，是人性所固有的，是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能良知，是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基本特征。仁义礼智之所以叫做“端”，是因为仅处于萌芽阶段，论其数目不过是“几希”，有待于放大和扩充。因此，道德教化的主要任务就是：“存其心”，“养其性”[5]尽心上。在孟子看来，性犹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若能扩而充之，则为君子;若丧失之、遮蔽之，则沦为小人。如果人人皆能扩充此四端，则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的性善论在儒家中占有很大优势，后来李翱、王阳明、王船山、戴东原等人对人性的看法，与孟子十分相近。
在人性问题上另一有代表性的观点便是荀子的“性恶论”，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3]性恶人性都是好利多欲、自私自利的，其中并无仁义的成分，所有的善都是经由后天的教化和训练获得的。人性虽本为恶，然而人有相当的聪明才智，可学而能，去恶返善，“化性起伪”。普通的人只要通过学习积累善的东西，达到“全之”、“尽之”的程度，也可以成为圣人。如果说孟子的观点代表了“性善可塑论”，那么荀子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性恶可塑论”。
此外，在儒家的阵营里还有以告子为代表的“性无善无不善论”，以世硕为代表的“性有善有恶论”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性未善论”等观点。无论这些观点之间的分歧有多大，它们都把理论的落脚点放在了如何塑造人性这个核心的问题上。在儒家看来，作出某种人性的判断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在于如何改造和塑造人性———去恶扬善;管理活动不仅是对人性的顺应过程，而且是对人性的塑造过程。道德教化之所以能行，是因为人性是可塑的。
三、正己正人：以“修、齐、治、平”为管理的基本途径
儒家既然主张以道德教化为管理活动的首务，不以外在的强行控制为重点，就必定带来一个相应的问题，即管理者怎样才能营造出一种人人向上，个个向善的社会效果呢?人性可塑，则后天的习染既可导人向善，也可导人向恶，那么在管理即在人性的塑造过程中如何排除可能的恶(包括先天的恶和后天的恶)?儒家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最有效的也是最好的途径莫过于“正己正人”，也就是说，管理者要管好他人，首先得管好自己;要引导他人为善，则自己首先应当成为道德上的楷模。在这里，“正己”是“正人”的前提条件，“正人”是“正己”的扩充和自然延伸。“正己”就是修己的内圣功夫，是己立、己达;“正人”就是安人的外王功业，是立人、达人。欲达成理想的功业，“正己”即修身的功夫是根本，儒家始终把管理者的修身功夫视作治国安邦的根本。
需要指出的是，儒家虽然强调“为政以德”，但并不一味排斥“礼治”和“法治”的作用。
“礼”是西周时期用以调节“君子”即贵族之间的关系的一种不成文的行为规范，其作用介乎于“德”和“法”之间。孔子就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认为在实施道德教化的同时，也要用“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荀卿更是进一步主张德与礼、法、刑、赏并举。但是儒家始终强调“礼”、“法”的外在控制一定要与内在控制结合起来，并且以德治为主，辅之以礼治和法制，才能真正有效。礼与法必须通过道德教化最终“内化”为人们的自觉的信念和习惯，才有长久的稳定的效果。如果释德治而一味任法制，最终必定走向粗俗和野蛮，而粗俗和野蛮的管理是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的。
儒家所倡导的道德教化所以能行，是有一定的人性理论作为基础和出发点的。如前所述，人是整个管理活动的中心，任何管理思想、理论都是以对人的本性的认识和理解作为前提的。在儒家那里，人性问题不仅仅是管理理论的必要前提，而且是整个管理活动的中心。儒家的思想家们在人性问题上都持“人性可塑”的主张。人性可塑，则道德教化能行。孔子率先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2]阳货的观点，认为人人所禀受的天性是大体一致的，没有很大的分别，但是经过后天的习染，人与人之间便渐渐地拉开了差距，不再相近了。
孔子虽然没有言及人性的善与恶，但是肯定了人的本性是可以通过后天的环境和教养来加以改变和塑造的。以后的儒家，虽在人性的善恶问题上有较大的分歧，但是人性可塑，相信人的本性经过塑染之后能达到善这一点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孟子以为人性中有仁、义、礼、智“四端”这四种根本的善，是人性所固有的，是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能良知，是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基本特征。仁义礼智之所以叫做“端”，是因为仅处于萌芽阶段，论其数目不过是“几希”，有待于放大和扩充。因此，道德教化的主要任务就是：“存其心”，“养其性”[5]尽心上。在孟子看来，性犹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若能扩而充之，则为君子;若丧失之、遮蔽之，则沦为小人。如果人人皆能扩充此四端，则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的性善论在儒家中占有很大优势，后来李翱、王阳明、王船山、戴东原等人对人性的看法，与孟子十分相近。
在人性问题上另一有代表性的观点便是荀子的“性恶论”，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3]性恶人性都是好利多欲、自私自利的，其中并无仁义的成分，所有的善都是经由后天的教化和训练获得的。人性虽本为恶，然而人有相当的聪明才智，可学而能，去恶返善，“化性起伪”。普通的人只要通过学习积累善的东西，达到“全之”、“尽之”的程度，也可以成为圣人。如果说孟子的观点代表了“性善可塑论”，那么荀子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性恶可塑论”。
此外，在儒家的阵营里还有以告子为代表的“性无善无不善论”，以世硕为代表的“性有善有恶论”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性未善论”等观点。无论这些观点之间的分歧有多大，它们都把理论的落脚点放在了如何塑造人性这个核心的问题上。在儒家看来，作出某种人性的判断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在于如何改造和塑造人性———去恶扬善;管理活动不仅是对人性的顺应过程，而且是对人性的塑造过程。道德教化之所以能行，是因为人性是可塑的。
三、正己正人：以“修、齐、治、平”为管理的基本途径
儒家既然主张以道德教化为管理活动的首务，不以外在的强行控制为重点，就必定带来一个相应的问题，即管理者怎样才能营造出一种人人向上，个个向善的社会效果呢?人性可塑，则后天的习染既可导人向善，也可导人向恶，那么在管理即在人性的塑造过程中如何排除可能的恶(包括先天的恶和后天的恶)?儒家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最有效的也是最好的途径莫过于“正己正人”，也就是说，管理者要管好他人，首先得管好自己;要引导他人为善，则自己首先应当成为道德上的楷模。在这里，“正己”是“正人”的前提条件，“正人”是“正己”的扩充和自然延伸。“正己”就是修己的内圣功夫，是己立、己达;“正人”就是安人的外王功业，是立人、达人。欲达成理想的功业，“正己”即修身的功夫是根本，儒家始终把管理者的修身功夫视作治国安邦的根本。
关于“修身”，《大学》指出：“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9]这里的“辟”即“偏颇”之意。由于人们主观认识上的偏颇和主观情感上的好恶，在“修身”之中无法做到不偏不倚，就容易流于偏颇。因此，“修身”就是要求管理者要行为端正，真正以身作则，成为部属的表率。
关于“齐家”，《大学》指出：“所谓治国必先齐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9];“一家，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9]。此所谓“孝”“弟”“慈”乃立家之根本，能真正实践孝、弟、慈之道的人，才算真正懂得了“齐家”。而治国之道不过是齐家之道的延伸：事君需孝，事长需弟，使众需慈，如此而已。
关于“治国平天下”，《大学》指出：“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9]。这实际上就是要求管理者发扬孔子一贯倡导的“忠恕之道”，自觉地接受伦理道德的约束，“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9],推己及人，以崇高的道德风范来影响、感召一般民众，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以上八个环节，层层紧扣，步步推进。但核心的环节是“修身”，是前提和基础;而“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目的和归宿。《大学》一再强调：修身为本。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过是修身功夫的自然延伸和扩充。管理者自身的道德水平提高了，思想品行端正了，自然可以做好民众的表率，把国家治理好。这种思想正好与《中庸》之道所主张的“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6]的精神完全一致。无怪乎台湾学者、着名中国管理哲学专家曾仕强先生认为：所谓《大学》之道，实际上就是管理之道;中国的管理哲学，就是《大学》以经之，《中庸》以纬之。《大学》和《中庸》以其微言大义集中体现了中国管理哲学的精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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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荀况.荀子[M]∥张立文.儒学精华：上.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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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孟轲.孟子[M]∥张立文.儒学精华：上.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6.
[6] 子思.中庸[M]∥张立文.儒学精华：上.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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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M]∥张立文.儒学精华：上.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6.
关于哲学的感悟论文800字 篇5
唯宽可以容人，唯厚可以载物。和只大雅，并不伤人之本性。一盘围棋，数棋合作，双双对抗，黑白林立，硝烟弥散，盘上厮杀，是谓不同。共处一盘，融阴和阳，是谓大同。这是围棋的哲学，和而不同，百花齐放。
合作固然很重要，在生产学习中容人容言，也总能实现双赢。但在合作中，更重要的是要彰显自己的不同之处。这样，能够在生活学习中合理分工，百味纷呈，从而提高效率。水加水还是水，盐加盐还是盐，这种简单同物质的相加并没有引起质变，但在水加盐后形成了一种新的物质，这是合。而水是溶剂，盐是溶质，这是不同。
很久以前，伟大的思想家孔子说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王安石，司马光是处在同一时期的著名学者，但他们处于不同派别，在政治学术上针锋相对。在轮流担任宰相期间，轮流发表对对方的看法时，却都大力称赞对方的人品与原则。每种看法总有自己的优点，这些优点来以温水泡茶，甚至可以出现九鼎盛世。此谓君子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意味着平和静气的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接纳对方的观点。如何让一个团结合作的集体变得更好？沟通与接纳是值得肯定的。沟通是集体的调和剂，是一剂良方，而接纳是一种求实的表现。“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守卫你说话的权利。”法国大哲卢梭如是说。接纳是合之大雅。朋友间要“忠告向善道之，不可则止。”则也同样重要。
和而不同意味着有海纳百川的胸襟，包容万物。孟尝君是战国时期齐国的宰相，他喜欢招贤纳士，因此其门客多达3000人。后来因秦国的离间计失去相位，其门客纷纷离他而去。之后孟尝君凭借冯媛又有恢复原职，心中却记恨那些想回来的三千门客。冯媛知道后，因而打个比方向孟尝君解释。孟尝君恍然大悟，当即决定重新接受之前离去的门客。人们有一颗赤裸的心，这让他们活得自由而富有团队精神。
围棋一子不慎，满盘皆输。因而要明白集体重要，集体中的个人亦然重要。棋盘如生活，我们活着像一粒小小的子，道出内心的旋律与个性，这无疑是最美的开始。
走的太快，忽略了路边的风景；想要的太多，却失落了最珍贵的心情。漫步在历史的沙滩上，那些亮晶晶的贝壳上写满了和而不同的故事:那文有蔺相如，武有廉颇的《将相和》的美谈；那惊心动魄的万隆会议，那沁人心扉的“求同存异”……多好的诠释了和而不同，百花齐放的和谐场面。
棋在棋场，人在情场，在纷杂的百味世界中，用以围棋哲学保其本真。再以“新亮剑”精神，互利共赢，亮出合作，亮出大同，亮出个人的风采。开启双唇，以和而不同，方乃大同，挑战作人生的第一人。
关于哲学的感悟论文800字 篇6
星期天下午，我和妹妹在客厅里玩玩具。我看中了一个喷水枪，正准备拿，却被妹妹抢走了。我去追赶她，可她拿着枪跑进了厕所，还把门反锁上了，任凭我在外面大喊大叫，她就是不开门。5分钟过去了，门慢慢开了一条小缝，我好奇地走过去，以为妹妹胆小，不敢开门呢。突然，一阵极强的水流冲了出了来，我立刻变成了一只“落汤鸡”。我打了一个激灵，随即气得大叫：“小丫头，竟然暗算我，看我怎么收拾你！”我正想去撞开门，姥姥回来了。她看见我衣服都湿了，大声对我说：“怎么搞的，衣服都湿了？还不赶快回屋换去，感冒了咋办！”我不敢抗命，只好向卧室走去。刚走两步，就听到妹妹“咯咯”的笑声，把我气坏了。回到卧室里，我脚下不知踩到了什么东西，只听：“吱”的一声，吓得我一下子蹦了起来。我低头一看，赶紧冲出卧室，边跑边喊：“救命啊！屋里有老鼠啊！”姥姥过来一看，是一只玩具鼠，笑着对我说：“一只老鼠就把你吓成这样？”这时，我听见妹妹笑得更欢了：“那是我刚买的玩具，你还没看过吧！哈哈哈??”我的火更大了，恨不得拿把锤子把厕所的门砸开，狠狠地揍她一顿。
可是姥姥在身边，我想了也不敢做啊！没办法，我只好换了衣服坐到书桌旁看书去了。书桌上有本姥姥刚买的书，里面有一篇文章《如何能做到宽容》。看完后，我心想：“那些军人本来互不相识，在一起出现矛盾时都能那么宽容，更何况是自己的妹妹呢？”我刚想去找妹妹，谁知，这时妹妹突然从身后“冒”了出来，一声大喊又把我吓了一跳。我正要发火，忽然，又想起了刚才看过的文章，就对妹妹说：“你不应该吓人的，这样做是不对的。”妹妹惊得张大了嘴巴，一下愣在那儿了。因为这要蛱时，我不去报复她才怪呢！
我真高兴，我也学会了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