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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一篇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小论文 篇1
一、近代佛学的振兴及其对近代中国思想界的广泛影响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我国，至南北朝隋唐，达到了发展的鼎盛时期，其后即走向衰落。其间虽时有所谓“中兴”，然自五代至于清末，总的趋势是日益没落了。到了近代，随着对传统儒学的批判和“西学”的传入，同时受到当时欧洲学者研究佛教的兴趣和风气的影响，也带来了佛学的振兴。推究振兴近代中国佛学事业者，当自杨文会始。
杨文会(1837-1911)，字仁山，安徽石埭人。他出身仕宦之家，但少年时即不喜举子业，性任侠，好读奇书，对当时传入的西方科学知识、工程技术等也甚有兴趣。中年后，他专心于佛学，深感佛教典籍佚失严重，给深入研究佛学和弘扬佛法带来极大困难。于是,他集合同志在南京创立了金陵刻经处，亲任校勘，重刻方册藏经。1878年和1886年，他前后两次随曾纪泽和刘芝田出使欧洲，考察英法等国政治、经济，研究天文、地理等。在第一次赴欧期间，他于伦敦结识了日本学僧南条文雄。以后，在南条文雄的帮助下，从日本、朝鲜访得许多我国宋明佚失的佛教各派重要典籍，陆续刻印出来，引起了人们研究佛教各宗派的兴趣。同时，杨氏以金陵刻经处为据点，与四方学人研讨佛学，后又创办了“祗洹精舍”和“佛学研究会”，亲自讲学，为振兴佛学培养了一大批人材。杨文会本人在佛学方面是“教宗贤首(华严)，行在弥陀(净土)。”但他对门下弟子则各就其所长而引导之，不强求以一家一说，因此，其弟子如谭嗣同、桂柏华、黎端甫、梅光羲、李证刚、欧阳渐、释太虚等，都各擅一家，有独到的造诣。杨文会对当时资产阶级的变法革新运动是同情和支持的，与当时一批社会革新人士有密切的往来，因而许多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学者，如梁启超、沈曾植、陈三立、夏曾佑、宋恕、汪康年、章太炎等，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他的佛学的影响。
杨文会逝世后，他的弟子欧阳渐(竟无)、陈镜清(穉庵)、陈义(宜甫)等先后继续主持金陵刻经处事业。欧阳渐以后又创立了“内学院”，释太虚则先后创办了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汉藏教理院等，培养了一大批佛学研究的专门家，对中国近代佛学的发展和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对近代社会思想界和学术界也产生不小的影响。
以下我想列举一些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学者与佛学关系的情况，这也许会加深我们对佛教在近代中国思想界、学术界影响的感性认识。
近代中国哲学开端于资产阶级改良派，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思想代表，无一不受佛学的影响。如：
康有为(1858-1927)，早年“于海幢华林读佛典颇多”，又曾居西樵山白云洞“专讲道佛之书”(《自编年谱》)。梁启超在《康有为传》中说：“先生于佛教，尤为受用者也。先生由阳明学以入佛学，故最得力于禅家，而以华严为归宿焉。”而在讲到康有为西樵山这段生活时说：“既又潜心佛典，深有所悟，以为性理之学，不徒在躯壳界，而必探本于灵魂界。遂乃冥心孤往，探求事事物物之本原。大自大千诸天，小至微尘芥子，莫不穷究其理。常彻数日夜不卧，或打坐，或游行，仰视月星，俯听溪泉，坐对林莽，块然无俦，内观意根，外察物相，举天下之事，无得以扰其心者，殆如世尊起于菩提树下，森然有天上地下惟我独尊之慨。先生一生学力，实在于是。”梁启超此说不免有过实之处，但它确实也反映了康氏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康氏并没有一篇专门论佛学的著作，但在他的许多著作中，都经常引用佛说以为比类，可以看到佛学的影响。如他著名的《大同书》一书，一开始就标出“入世界观众苦”，历叙人生入世种种之苦达三十八种之多，正是袭用了佛教鼓吹出世主义常用的说教。在书中，他还说：“普天之下，有生之徒，皆以求乐免苦而已，无他道矣。”这也正是佛教对人生的一个基本看法。再则，康氏在行为上。他自述道：“其来现也，专为救众生而已，故不居天堂而故入地狱，不投净土而故来浊世，不为帝王而故为士人。……故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舍身命而为之。……以是为道术，以是为行已。”(《自编年谱》)。
梁启超(1873-1929)早年即对佛学有浓厚兴趣。虽说“不能深造，顾亦好焉，其所论著，往往推挹佛教”(《清代学术概论》)。一九年，他在《自由书·惟心》一文中，即鼓吹佛教“三界惟心”之说为真理。他认为：“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虚幻，惟心所造之境为真实。”“是以豪杰之士，无大惊，无大喜，无大苦、无大乐，无大忧，无大惧。其所以能如此者，岂有他术哉?亦明三界惟心之真理而已，除心中之奴隶而已。苟能知此义，则人人皆可以为豪杰。”一九二O年，他游历欧洲回国后，更专注于佛教研究，发奋要编著一部中国佛教史。因此，他系统地研读了大量佛经，还曾一度到内学院听欧阳竟无讲唯识法相学。以后，他陆续写出了一批佛学研究的论文(后来汇集为《佛学研究十八篇》一书)。这些论文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学者研究佛教史的重要成果，其中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和研究方法。经过这番研究，梁氏对佛学理论更为推崇。他认为：“佛教是建设在极严密、极忠实的认识论之上”的，是“以求得最大之自由解放，而达人生最高之目的者也。”(《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纲要》)又说：佛学“对于心理之观察分析，渊渊入微”，“若论内省的观察之深刻，论理上施设之精密，恐怕现代西洋心理学大家还要让几步哩!”(《佛教心理学浅测》)他以至声称：“佛教是全世界文化的最高产品。”(《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梁氏在人生观、生死观等问题上，十分推崇佛教的“业力”说和“唯识”说。晚年，他在给女儿梁令娴的一封家信中，甚至认为佛教所说的“业报”是宇宙间的唯一真理，而他的宗教观和人生观的“根本”，也就在于此。(见《梁启超年谱长编》)
谭嗣同(1865-1898)三十岁时恰逢中日甲午战争，因而导致了他思想上的激剧变化。从此他抛弃传统旧学，努力接受新学、西学，同时受吴嘉瑞(雁舟)的影响，开始学佛。不久，又在南京随杨文会学佛，深得华严要旨。他著《仁学》，企图揉合古今中西、科学宗教于一体。然而贯穿其中的中心理论却是佛学。他以西学与佛学相比，认为“西学皆源于佛学，亦惟西学，而佛学可复明于世”(《仁学》)。具体地说：“格致家恃器数求得诸理，如行星皆为地球，某星以若干日为一岁，及微尘世界，及一滴水有微虫万计等，佛书皆已言之。”(《上欧阳瓣姜师书》)他对儒、佛、耶三教作了一番比较，认为从时间上讲，“佛生最先，孔次之，耶又次之”，从空间上讲(指教义之博大及传播)：“佛教大矣，孔次之，耶为小。”(《仁学》)总之，“佛能统孔、耶”(同上)，“不论何教之精微及诞谬不可究诘，佛书皆已言之，而包扫之也。”(《上欧阳瓣姜师书》)再则，他认为，儒家六经“未有不与佛经合者”(同上)，并且在《仁学》中列举《大学》与唯识、华严相通融之处，声称“斯教(儒教)之大权，必终授诸佛教。”所以，他在《仁学》开卷时即指出：“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以为“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后来，杨昌济(1871-1920)在阅读并摘引了谭氏《仁学》中的沟通儒释的一些论述后，认为历来沟通儒释之巧，未有过于此者。并说：“余习闻儒者之言，颇不甚满意于佛学，谭浏阳乃重佛若此，使我意为之一转。余现虽尚未研究佛学，已确认其哲学上之价值矣。”(《达化斋日记》一九一四年六月十九日条)后来，杨昌济确也认真地选读了一些佛学典籍，谭嗣同重佛思想的影响，于此亦可见一班。
严复(1854-1921)是近代传播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思想的主要代表，他翻译的《天演论》、《法意》、《原富》、《穆勒名学》等，在中国近代思想界发生过巨大作用。然同时他对佛学思想也是十分推崇的。他受到不可知论观点的影响，认为佛学中“不可思议”一语，乃“佛书最精微之语。”(《天演论》按语)又认为，“宗教之多思维，殆莫若佛。”(《法意》卷二四按语)“佛道修行之辛苦，其所以期其徒之强立者，他教殆无与比伦也。”(同上卷一四按语)
其他维新派人士中，诸如唐才常、汪康年(《时务报》创办人)、夏曾佑(著名史学家)、宋恕、孙宝瑄等，也都与佛学有密切关系。孙宝瑄在《忘山庐日记》光绪二十三年(1897)三月二十八日曾有如下之记述：“丙申(1896)秋，海上集同志七子，曰吴雁舟(嘉瑞)、曰谭甫生(嗣同)、曰宋燕生(恕)、曰梁卓如(启超)、曰汪穰卿(康年)、曰胡仲逊(惟志)、曰孙中愚(宝瑄)，其人多喜圆教，统志游觉海，一日皆于光学中现身。乃为偈云：幻影本非真，顾镜莫狂走，他年法界人，当日竹林友。”可见这些人对佛学的崇尚。唐才常(1867-1900)是谭嗣同的同窗学友，并且是一起积极参加变法维新运动的同志，他在思想上受到谭嗣同很深的影响，同样十分推崇“佛氏大雄大无畏之旨。”(《唐才常集·辨惑上》)也认为“微点(质点)者，释家之微尘也。……故格致家言，可通佛家诸天之蕴;而佛家之积微点之心力，而救苦海世界，其诸仁者所有事欤!”(同上《质点配成万物说》)夏曾佑(1863-1924)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对佛学也有很深的研究。他在给杨文会的一封信中说：经过对佛教、基督教等的比较，他认为，“惟有佛法，法中之王，此语不诬，至斯益信。”(杨文会《等不等观杂录》卷六)可惜他没有留下专门论述佛教的著作，无法深入了解他的佛学思想。但我们从梁启超对夏氏的推崇备至中可窥得一二。梁氏说：“他对于佛学有精深研究，——近世认识‘唯识学’价值的人，要算他头一个。”“我们都学佛，但穗卿常常和我说：‘怕只有法相宗才算真佛学。那时窥基《成唯识论述记》初回到中国，他看见了欢喜得几乎发狂。’他又屡说：‘当时我不以为然，和他吵了多次，但后来越读《楞严》越发现他是假。”(《饮冰室文集》之四十四，《亡友夏穗卿先生》)
不仅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思想代表人物深受佛学的影响，就是以后资产阶级民主派及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等也同样深受佛学的影响。如：
章太炎(1868-1936)推崇佛教，精于佛学是人所共知的。他早年经夏曾佑劝说，曾“略涉《法华》、《华严》、《涅盘》诸经”，然“不能深也。”一七年三十岁时，在上海与宋恕相交，宋劝其读“三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但“读竟，亦不甚好。”之后“偶得《大乘起信论》，一见心悟，常讽诵之。”(以上均见章氏《自定年谱》)但从总的倾向来讲，这时的章太炎还是以儒学为其思想主体。如他在一九年所作的《儒术真论》的附录《菌说》中，在引述了宗密《原人论》“策万行惩恶劝善，同时于治，则三教皆可遵行;推万法穷理尽性，至于本源，则佛教方为决了”的说法后，评论说：“夫六经之说，诚亦有权，与人天、小乘、法相、破相等教同意，而穷原反本，则其实确然不拔，乃有卓出一乘显性这上者。……而佛必以空华相喻，庄亦间以死沌为词，斯其实之不如儒者也。”(见《章太炎政论选集》第133页)一九O三年章氏因《苏报》案与邹容同时入狱。在狱三年中，他研读唯识宗慈氏(弥勒)、世亲的著作：《瑜伽师地论》、《因明论》、《唯识论》等，“乃悟大乘法义。”这是章氏思想变化的关键，之后他说：“私谓释迦玄言，出过晚周诸子不可计数，程朱以下，尤不足论。”(《菿汉微言》)因此，当他一九O六年出狱后东渡日本，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大肆鼓吹要用宗教(佛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之道德”，坚定革命的意志，以达到“众志成城”。接着，他在《民报》上发表了一系列鼓吹佛教的文章，提出要建立无神的宗教(佛教)，以至《民报》被时人讽刺为“不作民声作佛声”。对于佛教各宗派，章太炎最为推崇者是“法相之理”和“华严之行。”
吴虞(1872-1949)，是近代新文化运动中著名的反对封建礼教的战士。一九二一年《吴虞文录》出版，胡适为之作序，称他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他对封建礼教、宗法制度和专制主义的激烈批判，不仅在当时社会上，特别是青年中，有着巨大的影响，而且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激进的思想家，又怎能想到他对佛学也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并受到相当深的影响呢!他自称：“学术知识虽渐有系统，而于安身立命之地，终觉茫无所归着。”“自知其于学有进，于道殊未闻也。此后当以佛学为归宿。”他认为：“宋儒之学本出于禅，乃背本辟佛，自立名高。孔学既非，宋学亦不足学，则非佛学之广大精微，何所依皈?人不可无宗教心，有此足以慰灵魂而安心性矣。”(《吴虞日记》上册第208页)从他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圈读佛典，与人讨论佛学，是他日常读书生活中重要组成部分。晚年，他甚至打算“将小书房收拾为静室，供佛像。所有佛学书并专置于静室，每日除预备讲义看书外，必以二三小时居静室诵佛书，”以“为收束身心，减除烦恼之不二法门。”(《吴虞日记》下册，转引自《中国哲学》第八辑第413页《吴虞日记选刊》)据他日记所记载，截至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日，他已藏有佛典二百七十一部，八百六十三册之多。
杨度(1874-1932)，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怪杰。他早年醉心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君主立宪说，从而成为清廷筹备立宪运动和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积极鼓吹者和参与者。当君主立宪救国论彻底破产后，杨度一度潜心于佛学研究。以后随着反帝反封建革命形势的发展，并于1929年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在逝世前曾自拟了一付挽联：“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这正是杨度一生的自己总结和他对中国革命前途的乐观信念。杨度是在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1916)，遁而之佛的，至1928年答梅光羲书，论新佛教，前后沉溺于佛学十余年，他曾自述道：“余于君宪三败之后，自谓对国家对主义忠矣，可以已矣。乃不更言经世，而由庄以入佛。”(《虎禅师论佛杂文·江亭词序》)他对于佛学主要信奉禅宗的顿悟说。但他又认为，在顿悟之前及顿悟之后，都必须有渐修。他还提出，要建立一种删削一切迷信神秘之说(如灵魂、轮回、地狱等)，以及所有违反人生生理戒律的“新佛教”。他声称，这种新佛教“一以论理科学为归”，通过“发明心理相对论，以明本心无我，一切皆空之旨。”他认为，“今世之社会，不自由，不平等，一切罪恶，无非我见，反躬自问，亦无事而非我见。今欲救人，必先救已，其法惟有无我主义。”因此，他称他的“新佛教”为“无我主义”或“无我宗”、“无我法门”。并且说：“准此教旨，以谋改进将来社会，直可普渡众生，一齐成佛。虽人性智愚不等，而不用于私我之争，但无对待阶级，即为平等自由。”(以上均见《虎禅师论佛杂文·答梅光羲书》)杨度是继章太炎、太虚之后，又一个试图以建立一种新佛教以为救世之用的人。他的无我主义的新佛教论也是近代中国相当有代表性的一种佛学和哲学思潮。
熊十力(1884-1968)，早年投身于民主革命运动，亲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之役，以后潜心于研究哲学。起始专精王夫之，然意犹未足，后入欧阳竟无创办的内学院学佛。熊十力在哲理上虽然最终推重的是宋明陆王心学，但对佛学也许之甚高。他认为，“佛学理境极高”，“西洋哲学，随科学之进步经验日富，根据日强，论理日精。其始乎征实，而终乎游玄，不极堪宝贵?然而彻万化之大原，发人生之内蕴，高而莫究其极，深而不测其底，则未有如佛氏者也。”他又说：“自吾有知，恒困乎无量无边之疑问，而不得一解，而吾终因佛学而渐启一隙之明焉。”(《十力语要》卷一《答薛生》)熊氏自视颇高，精思深研。他出入儒释，以释明儒，以儒补释，广采博取，融通诸家，欲自创一哲学体系。他的早期代表作《新唯识论》、《破破新唯识论》、《佛家名相通释》等，是以儒家《易传》阴阳翕辟的思想去改造和补充佛教唯识学的种子说的。同时，又以唯识论的分析、组织方法，融合儒释体用理论，提出了一套以体用为中心范畴，体不离用，即用显体，体用一如的思想体系。从而不仅在佛学唯识论的研究上有所突破，而且对传统儒学关于“体用”论的理论也有所发展。因此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有着相当广泛的影响。
梁漱溟(1893-)，后期思想以传统儒家为主，这是无疑的。但他曾经历过相当一个时期的崇佛过程。他曾说：“我自二十岁后，思想折入佛家一路，专心佛典者四五年。”(《究元决疑论》单行本附记)一九一六年他发表长篇读佛论文《究元决疑论》，一九一七年起在北京大学讲授并出版《印度哲学史》等，可说是他这一时期研究佛学的成果。以后，他著有《唯识述义》等研究佛学的著作。一九二一年梁氏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则是其思想折入以儒家为主的标志。然而，这也不能说佛学对梁氏思想从此再无影响。一九七八年他在为《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转再变》一文作补述中说：“对于人生苦乐的留心观察，是我出世思想的开窍由来，从而奠定了此后一生归宿于佛法”。说“一生归宿于佛法”未必是实，但至少可说梁氏一生未脱出佛学影响之范围。
此外，如著名学者李石岑(1892-1934)也曾十分推崇佛学，认为“佛学的提倡，不特于科学毫无抵触之处，而且能使科学的方法上，加上一层精密，科学的分类上，加上一层正确，科学的效用上，加上一层保证。”(《佛学与人生》)又如朱谦之(1899-1972)在一九二一年也曾一度“决定皈依佛法，到西湖出家去”，并打算对佛教进行一场革命，“组织一种宗教新村”，“想跑到佛教里打个筋斗，使佛教混乱一顿，放出一道红光，我就站在上面，照耀全世界人类上。”(《七十自述》，《中国哲学》第三辑)再如著名的电机工程学家王季同(1870-1948)认为，佛法圆融，既“不是其他宗教和近代西洋哲学所可比拟，也决非科学知识所能推翻”(《唯识研究》序)。他写的《佛法与科学》、《佛法与科学之比较研究》以及为周叔迦《唯识研究》一书所作的长序，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争议。由此可见，佛学在近代中国思想界的影响，不仅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而且也波及到自然科学方面。
其实，在近代哲学、史学、经学、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等各界的知名学者中，尚可列举出一大批出入佛学，与佛学有密切关系的代表名单。此外，尚有许多近代著名学僧的学说和情况，由于本文的主题所限，也只能略去介绍了。但仅就以上所列举的很少一部分近代思想界、学术界代表人物与佛学关系的情况，也已经足以说明佛学对近代中国思想的重大影响了。
二、 近代佛学发展的某些特点
本文开始时就提到，近代佛学并不是中国古代佛学的简单延续，而是伴随着西学的传入而重新振兴起来的，因此也就带来了某些与古代佛学不同的新特点。据本人浅陋的看法，是否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把佛学与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实证知识加以比较，希图把两者融合起来。这是近代早期思想家中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
谭嗣同在《仁学》一书中，即有大量的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如他说：“一多相容也，三世一时也，此下士所大笑不信也，乌知为天地万物自然而固然之真理乎!真理之不知，乃缘历劫之业力障翳深厚。执妄为真，认贼为子，自扰自乱，自愚自惑，遂为对待所瞒耳。”“声、光、化、电、气、重之说盛，对待或几几乎破矣。欲破对待，必先明格致;欲明格致，又必先辨对待。”“格致明而对待破，学者之极诣也。”“故尝谓西学皆源于佛学，亦惟有西学而佛学乃复明于世。”(《仁学》)
再如，谭嗣同、章太炎的好友孙宝瑄也说：“观《华严》，其《世界品》中所云世界种，盖聚多世界而名之。又云：或作江河形，或作回转形，或作旋流形，或作轮辋形，或作坛墠形，或作胎藏形，或作云形，或作种种珠网形。如是等语，盖与西人天文家言所谓星团、星气、螺旋白云、天河诸星状之说暗合，奇哉!”(《忘山庐日记》上第182页)又说：“《华严·十地品》之第五难地中有云：此菩萨为利益众生，故世间技艺靡不该习。……观以上所说，则知世间人以为讲佛学者皆将屏弃一切，不尽人事者，误也。且所谓技艺，无论天算、格致、化学、质学(如地火水风四字，包括西学无限)、光学、声学、医学、农学、工学、矿学，及种种技能，包括无遗，亦可异矣。”(同上第184页)
在这方面，更有许多佛教徒，为适应社会的发展和佛教生存的需要，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专著，以论述佛学与现代最新实证科学的一致性，以至称誉佛教为“科学的宗教”。吴虞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中，摘录了当时上海《大陆报》关于英国佛教徒克尔贝获得日本大僧正头衔的报导，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氏(指克尔贝)谓，佛学所以能浸入美国人生活中者，以其为科学的宗教也。盖当此科学昌明时代，人类咸欲以科学试验真理，于是他种宗教咸遭难关，而惟佛学为人所认为具有科学的根据也。质言之，佛教者，乃心理学的哲学之宗教也，其与化学、物理及天文诸学科，罔不相关。”(见《中国哲学》第八辑《吴虞日记选刊》)这段话很可以代表当时世界佛学研究的一种倾向和特点，同样也是中国近代佛学的一个特点。
(二)突出地强调佛学的哲理性质，而不是单纯地把佛学看作一种宗教说教。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当时欧洲佛学研究方法的影响而形成的。如康有为就说过：“孔子与佛，皆哲学至精极博，道至圆满。”(《欧洲十一国游记》)又如上引杨昌济在读谭嗣同《仁学》后即表示过，对佛教“已确认其哲学上之价值”。而章太炎则曾专门详细地阐述了佛法非宗教，而为哲学的道理。他积极宣扬，佛教与其他所有宗教有一根本的区别，即凡宗教都要崇拜神鬼(无论是多神也好，一神也好)，而佛教则是不礼鬼神的“无神论”。他在日本的一次讲演中说;“试看佛陀、菩提这种名号，译来原是‘觉’字，译来原是‘智’字。一切大乘的目的，无非是‘断而(尔)知障’，‘成就一切智者’，分明是求智的意思，断不是要立一个宗教，劝人信仰。细想的本意，只是求智，所以发明一种最高的哲理出来。”他认为，佛教中虽也还残存着“六趣升沉”等宗教的残留物，但“终是哲学中间兼有宗教，并不是宗教中间含有哲学”。因此，“佛法只与哲学家为同聚，不与宗教家为同聚。”他还进一步论述道：“佛法的高处，一方在理论极成，一方在圣智内证。岂但不为宗教起见，也并不为解脱生死起见，不为提倡道德起见，只是发明真如的见解，必要实证真如，发明如来藏的见解，必要实证如来藏。与其称为宗教，不如称为‘哲学之实证者。”所以，“若晓得佛法本来不是宗教，自然放大眼光，自由研究。纵使未能趣入实证一涂，在哲学的理论上，必定可以脱除障碍，获见光明。”(《佛法果应认为宗教耶?抑为哲学耶?》(载《中国哲学》第六辑)这种思想，章氏以后在《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序》(发表于一九一三年)中，再一次加以申述。他说：“夫牟尼出世，人天之师，次有马鸣、龙猛、无著三大士，穷幽体玄，发扬胜义，荡荡乎固无得而称焉。教戒不可以发智，故开玄学以导迷;玄学不可以见心，故依静虑以求证;静虑不可以接物，故广万法以应机。或乃次之宗教，云与基督、天方同斑，高者亦云徒为伦理，斯所谓以牛蹏测大海也!夫佛陀者，译言觉;者，译言智;瑜伽者，译言相应。本所以趋道者，为断尔炎而证真如，岂真蹩躠以为仁义哉!徒以大悲观佛，斯已浅矣。所证者无境界可言，现身者无自依之性。故云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亦云佛当在心中说法。明以此方老聘之言，则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夫何有宗教之封执者乎!”
杨度也说：“是故佛教云者，非迷信的而科学的。”(《论佛杂文·我佛偈赠美国贝博士》)他认为，“今日世界为科学之世界，如欲将东洋固有之佛法介绍于世界学者，普及于世界众生，则非有论理的科学法门，不能随缘应机，说法度世。”如以此来衡量固有佛法，“禅宗壁立千仞，无可攀跻，似不如相宗条理万千，应于时势，易使学人得其途径。”所以说，“其中解剖心理，最近科学者，莫如法相一家。”“然于佛教中求无上上乘，终以禅宗为归。”(《论佛杂文续·唯识八偈序》)杨度正是在这种认识下，力图融汇最上乘禅宗和三论、法相等，建立一种新佛教的。经过精心的研究和组织，他的“新佛教”，“遂于心理学上发明一种科学的新学说，名曰‘无我论’，即‘心理相对论’”。他声称，“方今世界哲学，唯心唯物二派对立，皆以研究宇宙真理为事。然予所谓心理，所谓一切唯心。则与此派唯心哲学大异。以为一切人类以及动物，对于宇宙万物，一心所现，各各不同，无自得有同一世界，且其所谓宇宙万物，限于一心所现，无自得有全体世界。予今身为人类，但就人类之心里，发明其相对之象，明其本来无我而已”。对此发明，他十分自得，认为“此理论与方法，中外古今诸心学家及佛学家，实皆未发明，即偶及之，亦未彻底，”然而“今皆一时解决，实于佛学界开一新纪元。”所以说：“此无我宗所立教义，一切合于论理科学，所有迷信神秘之说，如灵魂轮回等义，以及违反生理之诸戒律，概与扫除，若与旧义相比，直为佛教革命。”(《论佛杂文二续·新佛教论答梅光羲君》)
与此相关，近代一些思想家就时常把佛学与西方哲学或中国传统哲学加以比较研究。章太炎曾把佛学唯识学的许多观点与西方古今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唯我论等进行了广泛的比较。如章氏说：“近来康德、索宾霍尔诸公，在世界上称为哲学之圣。康德所说‘十二范畴’，纯是‘相分’的道理，索宾霍尔所说‘世界成立全由意思盲动’，也就是‘十二缘生’的道理”(《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他还把佛学的最高本体概念“真如”，与柏拉图的“理念”，康德的“物自体”进行比较。他说：“佛家以为正智所缘，乃为真如，柏拉图以为明了智识之对境为伊跌耶(idea理念)，其比例亦多类。”(《建立宗教论》)他指出，在承认“真如”或“理念”为唯一真实这点上，两者是相同的。但佛教认为真不离俗，离俗无真，这与柏拉图视“理念”为离一切个体而存在的纯粹抽象，又是不同的。他说：“康德见及‘物如’(物自体)，几与佛说‘真如’等矣。”(《菿汉微言》)但他对康德认为“物自体”是不可知的，又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康德“终言物如非认识境界，故不可知。此但解以知知之，不解以不知知也。卓荦如此，而不窥此法门。”(同上)又，章氏认为，佛教是坚定的无神论，而“精如康德，犹曰‘神之有无，超越认识范围之外，故不得执神为有，亦不得拨神为无’。可谓千虑一失矣。”(《无神论》)章氏这种比较研究甚多，这里不能详论。
梁启超也曾把佛学与许多西方哲学思想加以比较研究。其中，他的《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一文，全面地将康德哲学与佛学进行了比较。他说：“康氏哲学，大近佛学。”他认为，康德“直搜讨诸智慧之本原，穷其性质及其作用”，是“与佛教唯识之义相印证者也。佛氏穷一切理，必先以本识为据柢，即此意也。”他还认为，康德知性论中关于必须对对象加以联系、综合思考的理论，“其义与华严宗之佛理绝相类。”他还说：“佛说有所谓‘真如’。‘真如’，即康德所谓‘真我’，有自由性者也。有所谓‘无明’，即康德‘现象之我，为不可避之理所束缚，无自由性者也。”“康氏以自由为一切学术人道之本，以此言自由，而知其与所谓不自由者并行不悖，实华严圆教之上乘也”等等。其中，有许多是把康德思想与佛学理论加以简单生硬的比附。
至于以佛教与中国传统哲学相比较，则更是随处可见。著名的如章太炎的《齐物论释》，以唯识学释齐物，以齐物明唯识。章氏对此作十分自得和自负，认为如《齐物论释》，“可谓一字千金矣。”(《菿汉微言》)又如谭嗣同在《仁学》中认为：“《大学》盖唯识之宗也。”唯识“前五识转而为成所作智，《大学》所谓修身而身修也”;“第六识转而为妙观察智。《大学》所谓致知而知至也”;“第七识转而为平等性智，《大学》所谓诚意而意成也”;“第八识转而为大圆镜智，《大学》所谓正心而心正也”。“佛之所谓执(第七识)，孔之所谓意”;“佛之所谓藏(第八识)，孔之所谓心”。“智慧者，孔谓之道心”;“业识者，孔谓之人心”。总之“惟好学深思，六经未有不与佛经合者，即未有能外佛经者也”。其比附融合之处，使杨昌济叹为：沟通儒释之巧，未有过于此者。
(三)着重强调佛学非出世、非蹈空，而有应务救世的实际作用。早期佛教侧重于个人的解脱，消极避世，出世主义比较明显。大乘佛教兴起后，开始宣传佛祖慈悲救世，普渡众生的宗旨，于是出现了佛法既为出世而又不离世间的矛盾问题。这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在中国近代佛学的开展中，除少数学佛者借以遁世外，大部分倡导佛学者，均响往着从佛学中求得某些应时救世的精神武器，从而认为佛学绝非蹈空、出世之谈。
如梁启超说：“象我们的禅宗，真可算得应用的佛教，世间的佛教，的确是印度以外才能发生，的确是表现中国人的特质，叫出世法与入世法并行不悖。他所讲的宇宙精微，的确还在儒家之上。”(《治国学的两条大路》)谭嗣同说：“西人之喜动，其坚忍不挠，以救世为心之耶教使然也。又岂惟耶教?孔教固然矣，佛教尤甚。”“论者暗于佛老之辨，混而同之，以谓山林习静而已，此正佛氏所诋为顽空，为断灭，为九十六种外道，而佛岂其然哉!乃若佛之静也，则将以善其动，而遍度一切众生。更精而言之，动即静，静即动，静即动，尤不必有此对待之名。故夫善学佛者，未有不震动奋励，而雄强刚猛者也。”(《仁学》)章太炎也说：“佛法本来称出世法，但到底不能离世间法。”(《佛法应务，即同老庄》，见《中国哲学》第六辑)又说：“或执释教为厌世，或执释教为非厌世，此皆一类，偏执之见也。就俗谛而言之，所谓世者，当分为二：其一，三界，是无生物，则为器世间;其一，众生，是有生物，则名为有情世间。释教非不厌世，然其所谓厌世者，乃厌此器世间，而非厌此有情世间。以有情世间堕入器世间中，故欲济度以出三界之外。”(《建立宗教论》)这是章太炎对佛教“厌世”、“非厌世”的一种十分有意思的解释。
谭氏和章氏的好友孙宝瑄在评论那些治佛学为蹈空的说法时说：“余谓，我国自来治佛学者，大抵穷愁郁抑不得志之徒，以此为排遣之计，故堕于空也。若真能治佛学者，其慈悲势力，不知增长若干度，救世心愈切矣。救世心之切，则一切有益于群之事，无不慷慨担任，且能堪破生死一关。如谭浏阳(嗣同)其人者，谁谓佛学之空哉!且以经济著名如康(有为)、梁(启超)辈，皆研治佛学之人。如谓习便空，则此一辈人皆当息影空山，为方外人，何必抢攘于朝堂之上，以图变法救国耶?公辈既不读佛书，不知佛学之大，而妄加訾议，似可不必。”(《忘山庐日记》上第393页)即使象杨度这样的人，他的转向信佛，完全是政治上“君宪三败”后的消极遁世之举。但由于他爱国救世之心未泯，在学佛的道路上也没能完全忘情于世。甚至还可以这样说，他的学佛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在总结过去的入世法上，探索一种新的入世法。这一点，在他的《新佛教论》中有明确的论述。他说：“予因半生经历多在政治，深叹今世社会不自由、不平等，一切罪恶，无非我见，反身自问，亦无一事而非我见。今欲救人，必先救已，其法惟有无我主义。”因此，他遍考中外古今各家学说，最后认为，欲求无我主义，只有从佛法求之。“于是发心学佛而为修行”，并且从而创立了一种“心理相对主义”的“无我主义”的“新佛教”。他希望，“准此教旨，以谋改进将来社会，直可普渡众生，一齐成佛”。由此可见，杨度虽不得已而遁之学佛，然而在他的心目中佛法也并非单纯的出世之法，他的心尚期之以“改进将来社会”呢!又如，一九一八年由太虚、章太炎等发起，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宣扬佛教的团体——“觉社”，其宗旨即所谓要以佛法思想去启迪青年，导归正途。他们在“觉社丛书”的出版宣言中声称，“当此事变繁剧，思潮复杂之世”，“惟我佛无上正等正觉之教”，才能“立人之极”。因此“觉社”的建立“固将宏纲异道，普悟迷情，非以徒厌世间，独求解脱也。故本守当修自觉行回向真如，修觉他行以回向法界一切众生。”(转引自《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八六册，东初：《民国肇兴与佛教新生》)
(四)从佛学理论上讲，近代佛学以唯识学最为发达，从某种意义上甚至也可以说近代中国佛学是唯识学的复兴。中国佛教至隋唐而极盛，主要宗派如三论、天台、华严、唯识、净土，禅宗等均已发展成熟。然自晚唐以后，禅宗独盛于佛坛，除净土法门亦因简便易行而有相当影响外，诸如天台、华严、唯识各宗，均趋衰落。宋明时期这些宗派虽亦时有高僧振兴之，但终不能与禅宗相匹敌。加之，宋明以来，特别是明末以来，佛学的发展趋势是：在教外进一步强调三教合流，在教内则强调宗(禅宗)、教(净土、华严、唯识、天台等)融合，以至各教派经典散佚，仅亦不绝如缕而已。近代佛学的振兴，在新的时代中，继续发展了三教兼治，教宗并融的趋势，诸如隋唐宋明时期那种固执的宗派之争，门户之见，很少见到了。
我们说在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中国佛学是唯识学的复兴，并不是说佛教其他各家理论在近代一点也没有继承和发展，而是就发展的程度和社会的影响相比较来说的。如本文开始时即提到，杨文会是“教宗贤首，行在弥陀”，也就是说他在理论方面是推尊华严宗法藏的学说的。为此，他专门编集和刊印了《贤首法集》(收法藏的经疏论著计二十一种，其中多种为宋明佛藏内所无)和《华严著述集要》(收有二十九种华严宗专著)，为研究华严宗理伦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系统原始材料。同时，他本人还著有《大宗地玄文本论略注》一书(按，此论相传题为马鸣造，真谛译，但它与《大乘起信论》一样，疑是伪作)以发挥华严思想。他的弟子中，如谭嗣同是深有得于华严无尽圆融，一多相容、三世一时等旨意的，但同时也深受唯识学的影响。这在谭氏《仁学》中有充分的反映，此不赘述。又如章太炎深研“法相之理”，而同时对“华严之行”也极为推崇，认为其说对提高人类道德大有益处。净土法门，除杨文会笃行推崇，并汇刻《古逸净土十书》(其中不少是国内长期佚失的著作)、《净土四经》等外，当时尚有一著名净土宗法师，名印光(1861-1940)者，也大力予以提倡。其影响所及，许多著名的文人学者也均信奉之，如近代著名的画家，音乐家李叔同(1880-1942，法名觉音，号弘一)和他的弟子丰子恺(1898-1975)等都是佛学净土法门的信奉者，弘一法师且精于戒律。禅宗方面，有著名爱国诗僧敬安(1851-1912，别号八指头陀)，以及如上面所提到的杨度的以禅顿悟理论为主体而构想的“新佛教”等等。
至于近代对法相唯识学的研究和发展，则可说是自唐玄奘、窥基后，千余年来未有之盛况。究其原因，大概主要是如同章太炎所说的，由于法相唯识之学的“精深”，“缜密”，适合于近代学术的趋势的缘故。同时，也可能与窥基《唯识论述记》等一批唯识学的典籍重见于世有关(《述记》一书在我国早已佚失，杨文会通过日本友人访求得到刻印问世[1])，从而引起了人们研究唯识学的广泛兴趣。近代推崇和研究唯识学者甚多，杨文会门下即有如章太炎、欧阳渐、梅光羲、李证刚、蒯若木、释太虚等一大批以研究唯识学名家者。其时研究唯识学者还有“南欧北韩”之说，“南欧”即指创办“南京内学院”的欧阳渐及其门下(如刘定权、吕澂等)、“北韩”则指北京“三时学会”的韩清净及其门下(如周叔迦、朱芾煌等)也是专门研究玄奘、窥基的唯识学的。不过，他们所理解及发挥的唯识学，是各有所不同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说：“康有为本好言宗教，往往以已意进退佛说。”其实，这一时期由于受到西学的影响等原因，除少数专治佛学或佛教史者外，其余谈佛者，几乎都是“以已意进退佛说”者。因此，虽同言法相唯识，而不免各有所异。
欧阳渐深研和恪守玄奘、窥基所阐明的传统唯识学，他在唯识学理的研究上有很深的造诣。如他说：“唯识、法相唐以来并为一宗，其实通局大小殊焉”，揭示出大乘有宗唯识、法相在理论上的不同之处。他从义理、经典依据等方面作了翔实细致的分析和比较，这在佛教史上是一独到的见解。欧阳此义一发，深为章太炎所赞赏。他在引述欧阳上述说法后，讲道：“余初惊怪其言，审思释然，谓其识足以独步千祀也。”(《内学院缘起》，见《中国哲学》第六辑)然而欧阳渐的观点，同时却为太虚所否定。他认为，法相不能独立言家，无论唯识宗还是性宗都不能离开法相而谈论。因此，就唯识宗言：“凡属遮表言思所诠缘者，无非法相，一一法相，莫非唯识。故法相所宗持者曰唯识，而唯识之说明者曰法相。”(《竟无居士学说质疑》，见《太虚法师文钞初集三编》)
章太炎认为，“上悟唯识，广利有情，域中故籍，莫善于《齐物论》”，“《齐物》大旨，多契佛经。”(《齐物论释》)甚至认为：“唯有把佛与老庄和合，这才是善权大士救时应务的第一良法。”(《佛法应务，即同老庄》)同时，他又把儒家论性与唯识八识相比附。因此，在章太炎的唯识学中，杂糅着老庄、孟荀之说，正所谓“常以已意进退之”者。章氏的这种状况，遭到了熊十力等人的批评。熊氏以为章太炎根本不理解唯识。如章氏以王阳明良知有知是知非为自证分，熊十力就批评道：“此说甚谬”，认为“章氏既不解四分(相分、见分、自证分、证自证分)，又不了何谓良知。”(《十力语要》卷一《答谢石麟》)其实，熊氏又何尝不以已意进退佛说呢!他认为，护法、窥基的唯识学中，在现象外立本有种子以为本体，从而将体用截成两片，造成了人们的一种根本迷谬。他经过长期思考，提出了一套“新唯识论”的理论，希图纠正旧唯识学中的谬误。
按照熊十力自述的“新论与佛家元来意思根本异处”，大约有以下几点：甲，“佛家思想毕竟是趣寂的”，而“新论则为纯粹的人生主义，而姑置宗教的出世观念于不议不论之列。”乙，唯识“虽主即用显体”，然“颇有体用裁成二片之嫌”，而新论则主“即体即用”，“即体而言，用在体;即用而言，体在用。”丙，新论以翕辟、生灭两义，进一步说明“用者体之用，无体即无用，离用亦不可得体。故乃于流行无住之用，识此即是如如不动之体”，从而由随顺俗谛而结归真谛义趣。丁，新论以翕辟义，破旧师(指护法、窥基)聚集名心之说，因而“顺俗则心物两皆成立，证真则境空而心亦俱空。”(以上见《十力语要》卷一《讲词》)其实，熊十力在讲到即体即用时，反复以大海水与众沤喻体与用虽分而不二之旨，即是以华严之理论补充唯识，而他所谓“本体流行，即作用显现，亦即所谓翕辟者是”，则完全是援自易传阴阳翕辟，生生不已之意。因此，当熊氏新论一出，即遭到欧阳竟无等维护传统唯识学者的批评，认为新唯识论援儒入释，背离了唯识要义。对此，熊氏并不否认，且说：“夫取精用弘，学问斯贵，博览遍观，唯虞孤陋”，“融摄诸家，讵为吾病。”(《破破新唯识论》)
太虚也是声称要建立“新的唯识论”者，并著有《唯识新论》。但太虚所谓新的唯识论与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根本不一样。他所谓的“新”，据其自述是由于：“唯识宗学不但与唯物科学关通纂切，正可因唯物科学大发达之时，阐明唯识宗学;抑亟须阐明唯识宗学以救唯物科学之穷耳。夫然，亦可见新的唯识论之所以为新的唯识论矣。”或者说，唯识学由于“能转科学而不为科学转，圆成大用，与科学始终相成相用，故为新的唯识论也。”(《唯物新论》，《太虚文钞初集第三编》)他还说：“佛乘唯识宗学，其贵理真事实，较唯物科学过无不及”，“必明唯识宗学，诸唯物科学乃能消归自己成妙用焉!”(《唯物科学与唯识宗学》同上第一编)总之，太虚标榜的新的唯识宗学，无非是调和唯识宗学与现代科学之间理论上的矛盾，收集某些“新近之思想学术”，从而使唯识宗学能适应新的思想学术的需要。由上面简略的介绍中，即可看到唯识学是近代佛学理论中开展得最为充分和多彩的。(由于各家理论十分复杂，非本文所能包含，当有专文评述)
最后，需要附带提到的是，在近代佛学的发展中，佛教史的研究，也由于在近代哲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梁启超的《佛学研究十八篇》是近代佛学史研究的开拓性著述，而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胡适关于中国禅宗史研究的论文等，则是近代研究佛教断代史和专题史方面的重要代表著作。此外，诸如关于《大乘起信论》、《牟子理惑论》、《四十二章经》、等佛典的考证、论辨，以及佛教史上许多专门问题的研究，也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
三、 如何评价近代中国哲学中的佛学影响
佛学对近代中国哲学有着广泛、深刻的影响，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对此我们应当作如何的评价呢?我想首先需要弄清佛学所以得在近代重新振兴，以及在思想界发生广泛影响的原因(或者说背景、条件)，然后才有可能作出比较合乎实际的评价来。从总的方面来看，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上文已经提到的，随着西学的传入，以及受到欧美研究佛教兴趣的影响。如果说，杨文会早年创立经处，发愿刻经，还仅是从国内佛教衰坏、佛藏佚失方面考虑，那末当他两次随使欧洲，了解到欧洲学者对佛学研究的兴趣，并结识日本学僧南条文雄等后，则其振兴佛教的着眼点已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他曾说：“统地球大势论之，能通行而无悖者，莫如佛教。美洲阿尔格尔曾发此议，立佛教学会，从之者十余万人。然其所知，仅佛教粗迹，于精微奥妙处，未之知也。故高明特达之士，仍不见信。今欲重兴释迦实教义，当从印度入手，然后遍及全球，庶几声名文物，为各国所器重。”(《佛教振兴策二》，见《等不等观杂录》卷一)当他得知《大乘起信论》梵文本已不可得，于是准备“将来即据梁译翻成英文，或亦欧人入道之胜缘也。”(《与日本南条文雄书二》同上卷七)后来，在他的协助下，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把《大乘起信论》译成了英文。由此可见，杨仁山后期的刻经、办学是受到西方学者对佛学研究兴趣的影响的。但他又认为西方学者仅得佛教粗迹，因此进一步立志振兴中华佛教文化，俾使佛教成为“全球第一等宗教”，让“声名文物，为各国所器重。”这种情况，谭嗣同在《仁学》中也有介绍。他说：“英士韦廉臣著《古教汇参》，遍诋群教，独于佛教则叹曰：‘佛真圣人也。’美士阿尔格特尝纠同志创佛学会于印度，不数年，欧美各国遂皆立分会，凡四十余处，法国信者尤众，且翕然称之曰：‘地球上最兴盛之教，无若耶者;他日耶教衰歇，足以代兴者，其佛乎’!这种思潮随着西学一起传入，而佛学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必然引起人们的重视和新的研究兴趣。特别是在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西方学者在哀叹西方物质文明破灭的同时，转而激赏东方精神文明，这对佛学(包括中国儒家思想)的发展也有相当的影响。上面曾提到，太虚认为要以“唯识宗学以救唯物科学之穷”，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二)许多资产阶级的社会改革家，真诚地以为，佛学的振兴有助于社会的改革、国民道德的改造和革命者无私无畏精神的培养。这方面以谭嗣同、章太炎等人的论述最为典型。
如谭嗣同以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为例，认为：“日本变法之易，亦惟佛教隐为助力，使变动不居，以无胶固执著之见存也。”(《仁学》)章太炎也认为，“日本资阳明之学以兴，馨香顶礼，有若神圣”(《答梦庵》)，而阳明之学，“其义理高远者，大抵本之佛乘”(《答铁铮》)。同时，他们又都以为“道德堕废者，革命不成之原”(章太炎：《革命之道德》)。因此，认为民德的改造，革命道德的培养是革命成功的重要条件。章太炎对于佛学在这方面的作用，更是反复加以申明。一九O六年他出狱东渡，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即大声疾呼要“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而他所说的宗教，就是佛教。他说：“我们中国，本称佛教国。佛教的理论，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人不能不信。通彻上下，这是最可用的。”又说：“这华严宗所说，要在普渡众生，头目脑髓，都可施舍与人，在道德上最为有益。”人们“要有这种信仰，才得勇猛无畏，众志成城，方可干得事来。”“所以提倡佛教，为社会道德上起见，固是最要，为我们革命军的道德上起见，亦是最要。总望诸君同发大愿，勇猛无畏”(《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次年，章氏在《人无我论》一文中，又强调说，他之“所以提倡佛学者，则自有说：民德衰颓，于今为甚。姬孔遗言(指儒家周公、孔子之言)，无复挽回之力，即理学亦不足以恃世。……自非法相之理，华严之行，必不能制恶见而清汗俗。若夫《春秋》遗训，颜(元)、戴(震)绪言，于社会制裁则有力，以言道德，则才足以相辅，使无大乘以为维纲，则《春秋》亦《摩拏法典》，颜戴亦顺世外道。拳拳此心，独在此耳。”(《人无我论》)此外，他还声称，“吾所以为主张佛教者，特欲发扬芳烈，使好之者轻去就而齐死生，非欲人人皆归兰若(佛寺)”。他认为，“明季之士，所以蹈死如饴者，幸有禅观摄其意”。而且也只有佛教才能“以勇猛无畏治怯懦心，以头陀净行治浮华心，以惟我独尊治猥贱心，以力戒诳语治诈伪心”(《答梦庵》)。总之，章太炎认为：于今之世，“非说无生则不能去畏死心，非破我所则不能去拜金心，非谈平等则不能去奴隶心，非示众生皆佛则不能去退屈心，非举三轮清净则不能去德色心”(《建立宗教论》)。因此，“作民德者，舍此(指佛学)无他术也!”(《答梦庵》)
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还是章太炎等人都十分推崇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有一小众生不得度者，我誓不成佛”的精神，因而认为，“舍已救人之大业，唯佛教足以当之”(梁启超：《论佛教与群治的关系》)。章太炎还特别强调佛学(禅宗)“自贵其心，不依他力”的精神，认为这种“依自不依他”的自强自立精神，“可用于艰难危急之时”(《答铁铮》)，是革命者最可贵的品德之一。谭嗣同相信佛教“了无实际，惟一心是实”的理论和不生不灭，灵魂不死的说教。因此，他认为可以“以心挽劫”，“以心度一切苦恼众生”。“若能了得心之本原，当下即可做出万万年后之神奇(《上欧阳瓣姜师书》)”。他甚至宣称，只要参透了“身为不死之物”，则“虽杀亦之不死，则成仁取义，必无怛怖于其衷。且此生未及竟者，来生固可以补之，复何所惮而不斖亹”(《仁学》)。谭氏正是以此来激励自己的斗争意志，而视死如归，慷慨就义的。
(三)借助教慈悲救世，众法平等，证智自由等说教，以鼓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经常把佛教慈悲、墨子兼爱、孔子仁爱与资产阶级所宣称的博爱，看成是一回事。至于佛教众生平等之旨，更是为当时的人们所称道。谭嗣同说，印度古代社会把人分为四等，“佛出而变之，世法则曰平等”、“惟佛独幸，其国土本无所称历代神圣之主，及摩西、约翰、禹、汤、文、武、周公之属，琢其天真，漓其本朴，而佛又自为世外出家之人，于世间无所避就，故得毕伸其大同之说于太平之世而为之统也。夫大同之治，不独父其父，不独子其子。父子平等，更何有于君臣?举凡民贼所为一切箝制束缚之名，皆无得而加诸。而佛遂以独高于群教之上。”谭氏十分推重佛教“破对待”之说，认为“无对待”，然后“平等”，“无人相，无我相”，然后“人我通”而达平等之象。他激烈地抨击封建等级纲常，说：“三纲之慑人，足以破其胆，而杀其灵魂”，五伦之中，惟有朋友一伦“于人生最无弊而有益”。然而“若夫释迦文佛，诚超出矣，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伦，皆空诸所有，弃之如无，而独于朋友，则出定入定，无须臾离”。他还说：“心力之实体，莫大于慈悲。慈悲则我视人平等，而我以无畏;人视我平等，而人亦无畏”(以上见《仁学》)。
梁启超也认为：“佛教之信仰也，必以为教徒之智慧，必可与教主相平等”，“其立教之目的，则在使人人皆与佛平等而已”(《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章太炎也曾明确表示，“佛教最重平等，所以妨碍平等的东西必要除去，满州政府待我汉人种种不平，岂不应该攘逐!”(《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而谭氏鼓吹的“虽天地之大，可以由心成之、毁之、改造之、无不如意”(《上欧阳瓣姜师书》)，以及章太炎强调的“依自不依他”等等，则都是他们心目中的个性自由或意志自由。
此外，近代佛学的振兴与近代中国社会大变革有密切的关系。从要求变革封建制度，连及对数千年来一直被奉为正统的孔孟程朱儒学也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而西学也还一时未能很好消化接受，佛学却有着传统的渊源，于是就应运而振兴起来，一则作为中西学沟通的联系点，一则补充思想上的需要。其实借佛学作为批判宋明或封建礼教的思想理论武器，在明末清初以来一批进步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中已有此种风气。如李贽、龚自珍等人都是突出的例子。这种风气对近代资产阶级学者推崇佛教和近代佛学的特点也不能说没有关系(对于这个问题当需专文论述)。再次，近代佛学的振兴与佛学理论本身的精致，其中一些合理的因素，以及近代一些思想家的学术好爱也不无关联。如章太炎就说过：唯识法相学“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从入之涂，与平生朴学相似，易于契机”(《菿汉微言》)
通过以上对近代佛学的特点和近代佛学所以重新振兴起来的原因的介绍，我想对评价其在近代中国哲学中的影响，是可以作出比较实事求是的分析了。
首先，从理论方面来说，佛学作为一种宗教的理论，从本质上讲它是与科学和现实相违反的。纵使近代这些思想家都尽量想把佛学与现代声光化电等近代实证科学联系起来，企图把佛学说成是符合、包含这些实证科学理论的，是一种“科学”的理论，这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近代佛学的发展中，虽然有一些人批评佛学中的轮回、报应等种种落后迷信等思想，声称要改造旧佛学，鼓吹佛教的无神论性质，但没有一位佛学的提倡者不是照样信奉着一切唯心所造，现实世界的一切都是虚幻不实的，这一佛学的最根本理论。因此，象谭嗣同等人企图把宗教(佛教)与科学融为一体，只能是一种幼稚、天真的良好愿望而已。不过这一股始于近代佛学的风气，至今也还在一些佛教信徒中有相当的影响，诸如《佛教科学观》、《佛法在原子时代》之类的作品，也还在社会上流传，这是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但是也需要指出的是，以近代实证科学知识比附佛学，从而认为许多经过现代实证方法获得的理论在佛经中早已有之，或以此证明佛教是一种科学的宗教等等，都是一种肤浅的认识，甚不可取。但是，在现代科学的发展过程中，能否从佛教的某些学理或思维方法中得到某种启发或借鉴，则是一个很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从这个基点出发，目前世界学术界中，已就佛学思想方法与现代科学思想方法之间的某些关系进行了探讨。这也是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动向。
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虽然都多少接受了一些实证科学的知识，从而使他们在某些哲学理论中超过了中国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但是总的说来，他们的哲学体系最后又都归结为唯心主义。他们之所以没有能够从接受实证科学而走上近代唯物主义的道路，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佛学“三界唯心”“一切唯识”的思想的影响是造成他们陷入唯心主义的重要理论原因之一。就这方面来说，佛学在近代中国哲学发展中起了消极了作用。
然就佛教理论本身来讲，也包含着某些合理的因素，如有比较丰富的辩证思维和逻辑分析论证方法等。且佛家善譬，其中多有理趣(犹如道家《庄子》)，对于人生修养，亦不乏可借鉴之处。应当说，在近代佛学的开展中，许多思想家对于佛教辩证法思维(结合儒家《易传》等朴素辩证思维)的发挥(如谭嗣同的《仁学》)，对于中国近代哲学没有完全走上西方近代哲学机械主义的道路，可能是有一定影响。又如一些思想家注重佛家因明方法(如章太炎、欧阳渐等人)并由此与西方古典的推理逻辑和近代的归纳逻辑学相结合，对改进近代哲学的思维方法，也是有一定意义.的。就这方面来说，佛学在近代中国哲学发展中的作用，又不能简单地概括以消极了。
其次，从社会现实方面来说，佛学原本是一种消极遁世的精神麻醉剂。古往今来，有多少在人生旅途上失意或彷徨苦闷的人们，去到佛法中寻求精神上的慰藉啊!这在近代中国也不能例外。如杨度之一度信佛，很明显是由于政治上受到压力，思想上苦闷的原因。又比如鲁迅，在一九一三年前后，他对社会、人生前途感到彷徨时，也曾大量阅读过佛学书籍，因此佛学在社会现实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然而，从上面所介绍的情况看，在近代中国，更多的思想家都是要借助佛学来激励道德、改造社会。以至出现谭嗣同这样的人，以佛学的某些理论为精神支柱，而义无反顾地为社会改革献出自己的生命。除上文已提到的谭氏的说法外，梁启超在为谭嗣同所写的传中，也谈到了这一点。他说，谭氏自“闻《华严》性海说，而悟世界无量，现身无量，无人无我，无去无住，无垢无净，舍救人外，更无他事之理。闻相宗识浪之说，而悟众生根器无量，故说法无量，种种差别，与圆性无碍之理，则益大服。自是豁然贯通，能汇万法为一，能衍一法为万，无所罣碍，而任事之勇猛亦益加”(《谭嗣同传》)。由此看来，佛学在近代中国的现实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是相当复杂的。如果由于谭氏为改革献身时夹杂着对佛教灵魂不死说教的崇信、从而去责备他为愚味，我想是不公正的。应当看到，由于国际资本主义的入侵和建封势力的阻挠，资产阶级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生长起来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他们的力量十分软弱。同时，他们又看不到广大劳动人民对改革社会的积极性和巨大力量，而只寄希望于他们中间少数圣贤、英雄的救世心和献身精神。他们借佛学“救世”，“依自不依地”等思想来劝世、自励，激发人们去发挥个人的主观努力，去冲破封建罗网，树立自主精神等等。我想这里一方面反映他们思想上的幼稚性，但同时又不能否认他们意欲借此改革社会的真诚愿望。而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它又确实对社会发生了相当的影响，起到了某种积极的作用。当然，这只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所起的有限作用，如果至今还以为佛学能救世，那只能坦率地说是愚味无知了。
写一篇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小论文 篇2
摘 要：在古代希腊，灵魂概念由于其特有的神秘性颇受哲学家们的关注。本文细述古希腊鼎盛时期诸位哲学家对灵魂的定义，阐释其在不同哲学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此厘清这一概念在古希腊哲学中基本的发展脉络。
关键词：古希腊哲学;灵魂;认识论
早期自然主义学派对灵魂概念的探讨
古希腊哲学鼻祖泰勒斯首先提出了一种泛灵论观点，他认为“万物皆有灵性”。鉴于他的水本原说，他很可能想借用灵魂概念来隐喻万物的运动变化过程。万物既然最终都是由水构成的，那么其生生不息的运动过程也应归结于水，水作为万物的本原应该具有某种内在的能动性。但他似乎没能就这种能动性给出进一步的说明。对于这样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的后继者给出了进一步的探讨。阿那克西曼德依据泰勒斯灵魂概念的不可名状，干脆将世界的本原更换成“无定”，即一种没有形体、没有属性、原初的混沌状态。并且他还将运动解释为“无定”分化万物、万物复归无定的轮转过程。阿那克西美尼部分保留他老师的说法，将本原规定为无形但有内涵的气，并且认为正是气本原内在的冷热属性引发了凝聚和稀疏两种运动，气的凝聚造就了云、水、土、石，气的稀疏造就了火。
其后，毕达哥拉斯部分沿袭了阿那克西美尼的解释，他认为“热元素是生命之源”，阳光中带有热元素，其与地球上的冷元素结合便产生了生命。然而不同于泰勒斯原初对灵魂的定义，他否认灵魂的能动性，且不将有生命的东西等同于灵魂。他曾说过“灵魂是由热元素和冷元素组成的一个部分：它与生命不同，因为它是不死的，乃是由不死的元素构成的一个部分”①，若是结合他的数本原论再来理解这句话，似乎可以将灵魂视为冷热元素恰到好处的融合，且该融合遵循某一恒定的比例关系。生命虽然也是冷热元素的结合，但这种结合是变动的、不确定的，因此达不到那种恒定存在状态。同时他断言人是有灵魂的，但若是想把握不朽的灵魂就需要借助于净化灵魂的手段――哲学和音乐，这两项学问恰恰都体现了某种程度的“和谐”，即一种数的规定性。为了解释人之生死和灵魂不死这对矛盾，他还吸收了奥尔夫斯教灵魂转世的观点，“灵魂依照命运的规定，从一个生物体中转移到另一个生物体中”，“灵魂的理性部分是不死的，其余的部分则会死亡”。
稍晚的赫拉克利特对于灵魂的界定如同他的哲学一样难以把握，原因在于他将变动不拘的火作为世界的本原，“火产生一切，一切又复归于火”。其思想大体取之于米利都学派，然而也有一定的创建，从他的一些残篇中，依稀可以概括出灵魂在他看来是类似于火、气的东西，“灵魂是从水而来”，“灵魂也是从湿气中蒸发出来的”，“干燥的光辉是最智慧、最优秀的灵魂”。赫拉克利特特别强调灵魂是有生有灭的，在他看来世界上除了火是永恒的以外，其他所有由火演化而来的东西都处于生灭之中，“对于灵魂来说，死就是变成水;对于水来说，死就是变成土”。至于灵魂具体的运作方式，他借用“逻各斯”来说明，“‘逻各斯’②是灵魂所固有的，它自行增长”。
心灵概念的出现以及对人的认识过程的探索
赫拉克利特哲学的精髓就在于他对“逻各斯”的阐释，本质上讲，这是一种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他敏锐的观察到了事物皆处于流变之中，并且注意到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的道理。然而这套理论并未受到希腊人的重视，受追捧的恰是他的对立者巴门尼德的理论③。受巴门尼德的影响，其后的几位元素论者都认为构成万物的基质是不变的，万物的生灭变化其实是基质组合与分解的过程。基质组合与分解的动力源于何处?就这一问题他们给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恩培多克勒和阿那克萨戈拉的见解较为一致，认为基质本身是不动的，动力源于基质以外的某种东西;德谟克利特不赞同这一观点，他在实存的基质以外加入了虚空这一概念，认为基质在虚空中相互碰撞从而引起运动，想借此来回避基质以外的驱动力。也正因如此，他们的灵魂观彼此存在差异。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认识论层面的探讨，人如何能够认识这个世界，背后蕴藏着怎样的一套认知机制。
据古希腊哲人艾修斯的记载，恩培多克勒“把灵魂看成女神，把纯粹地分享着灵魂的纯粹的东西看成男神”，剖析其哲学思想我们不难发现，此处所谓的“灵魂”与其“爱”、“恨”④观念本质上是同一的.。他的这一区分具有里程碑意义，相较于以往的自然哲学流派，他首次将灵魂概念解释为独立于物质以外的存在，不可否认其奠定了古希腊哲学乃至西方哲学心物二元的传统。他的贡献不仅如此，他也是希腊早期为数不多的触及人类认知研究的学者，这与他的医学背景有着一定联系。他的“流射说”⑤尝试着对人类感知活动做出“科学”解释。人能感知到外物并且产生情绪源于“同类相知”原则⑥。他认为当人体某个器官的组成元素和外在元素相同时，便会产生一种亲知力，这种亲知便是思想的基础。由此，他推论“思想是从相同的东西而来，无知是从相异的东西而来”。
阿那克萨戈拉受到同时代哲人的启发(其中就包括恩培多克勒)，第一个明确提出“努斯”概念。“努斯”译成中文既是心灵⑦，他在《论自然》中如此描述心灵概念，“别的事物⑧都具有每一件事物的一部分，但是心灵则是无限的，自主的，不与任何事物相混，而是单独的，独立的，自为的”。在说明心灵的特殊性之后，他又赋予心灵独一无二的能力“心灵是万物中最稀最纯的，对每一个事物具有全部的洞见和最大的力量”。至于灵魂，阿那克萨戈拉没有给予明确的解释，他转而将有灵魂的生物界定为受心灵支配的种子混合物，“……人就是这样组合起来的，一切具有一个灵魂的生物也是这种组合起来的”，“对于一切具有灵魂的东西，不管大的或小的，心灵都有支配力”。或许他更愿意将灵魂理解为一种存在状态，而非某个具体的存在对象。不同于恩培多克勒的“流射说”，他区分了感觉和思想的差异。基于种子说，他指出感觉只是对某物中占多数的种子的把握，而思想却能把握那些占少数的种子。感觉的产生需要思想的指引，例如，唯有当有了冷的思想，在热的情况下才会知道热。这种相反相成的“异类相知”⑨原则带有某种辩证思想。同时他也警醒世人，感觉是不可靠的，感知某物并不是了解此物的全部，“由于我们感官的无力，我们才不能看到真理”。 原子论者德谟克利特奉行一种极端的机械论观点，他将灵魂也视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原子，“只不过其个头更小，而且是圆形的，这样就更便于运动”。然而，该理论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没法合理解释原子最初的推动力，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第二卷中以一种略带讽刺的口吻揭示了该问题，“一方面，他们认为动物和植物的存在或产生都不是出于偶然……另一方面他们却主张天空以及可见事物中最神圣的东西是出于偶然……”。换言之，既然促使原子碰撞的初始动力是偶然出现的，那又如何保证原子碰撞过程遵循绝对的规定性呢?尽管如此，他在认识论方面还是颇有建树的，他提出了两种认识论观点，即流射说和约定说。流射说假设外物生成影像，影像作用于人的感官而形成印象，影像是一些流动的原子束。约定说则认为，人对外物的感受基于人为的约定，例如约定什么情况下呈现红色、什么情形下会感觉到冷等等，所有这些感觉都只是原子碰撞运动的结果。以现代科学的视角审查这些解释几乎不需要什么大的改动。
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
从最初泰勒斯提出水本原说到德谟克利特完善原子论，大部分早期希腊哲学家沿袭这种自然主义的研究传统。受这股思潮的影响，那个时代古希腊在自然科学方面取得了空前的进步，其中许多哲人本身就精通天文学、数学、医学等。然而好景不长，该思潮发展中的一些弊病逐渐显现出来，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两条。首先，是内部观点的不一致，基于不同的观点同一个问题出现不同的解释。以本文所探讨的灵魂概念为例，柏拉图就曾在《法律篇》中总结出自然主义内部的三种定义，“…推动太阳的灵魂就住在这个可以看见的圆的物体中…”，“或者这个灵魂…自己有一个火或气作成的外部的形体，而以自己的形体猛烈地推动那个物体”，“或者第三，它并没有这样一个形体，而是用某种异常惊人的力量来带动太阳的”。⑩显然这种定义混乱的局面为相对主义智者们提供了立论的依据。其次，是解释严重脱离日常使用。对于一个崇尚公民社会、热衷于政治辩论的城邦国家而言，过分强调自然现象而不谈及公共事务显得不合时宜。例如柏拉图在《斐多篇》里借苏格拉底之名对阿那克萨戈拉的心灵解释表不满，“我的这位哲学家完全抛弃了心灵或任何其他关于秩序的原则，而是求援于空气、以太、水以及别的稀奇古怪的东西”。
时代造就了苏格拉底，鉴于自然主义的所面临的问题，他首先给出了合理的思考。受阿那克萨戈拉“努斯”的启发以及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影响，他尝试经由人事把握心灵这一内在本原，而非借助当时众说纷纭的“自然科学”。他将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的同时，也将灵魂探讨的核心点从自然界转回到了人自身。(为此，更多探讨伦理、道德、直觉体验、政治实践等问题。)不同于相对主义的智者，他相信人心能够把握真理，提出德行即是知识。然而，比起自己建构哲学理论，他似乎更善于引导、启发别人思考，他的学生柏拉图就是其哲学思想的直接受益者。
柏拉图的灵魂观
柏拉图对灵魂概念的阐述颇为丰富。在《理想国》中他将灵魂分成三个层次，分别是理性、激情和欲望。理性是属于纯粹的灵魂，其可以把握理念世界，激情则没有那么纯粹，参杂了可感世界中的一些成分，但依然服从理性支配，而欲望则是灵魂的堕落，沉溺于可感世界的结果。基于此，他在《斐多篇》中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灵魂好像是两驾马车，理性是驾马者，激情是驯服的马，欲望是桀骜的马”。
在《国家篇》中，他将灵魂比作眼睛，“当它注视被真理与实在所照耀的对象时，它便能够认识这些东西，了解它们，显然是有了智慧”。他认为内在与人的灵魂之所以能够把握真理和实在乃是因为受到终极理念“善”的感召，就如同眼睛之所以能看见外在的世界乃是受太阳的照耀一样。由此，他区分了两个世界，一个是由灵魂把握的理念世界，一个是由眼睛感知的可感世界。较之这两个世界，他认知只有前一个世界是实在的，后一个世界是介于存在与非存在的中间态。
理念世界既然是纯粹的实在，那么其必然是恒在的。但问题是我们的灵魂如何能够把握这一恒在呢?基于这个问题，他在《斐多篇》中给出了一个合乎常识的论证，即回忆说。“当你问人问题时，如果你的问题提的恰当，则被问的人自己就会正确地作出回答”。基于这一现象他给出的解释是“我们必然是在我们生下来以前就已经得到这种知识了。”继而他断言“灵魂在取得人的形式之前，就早已经离开人的身体而存在了，并且还是具有知识的。”该断言可以进一步推出人的肉体部分和灵魂部分是相分离的，可朽的是人的肉体，而灵魂是不朽的。他还借鉴了毕达哥拉斯灵魂净化的思想，认为回忆是一种“死亡练习”，“最彻底的净化是灵魂与肉体的完全分离，这就意味着个人生命的终结”。
然而，他并未满足于以上推论性的解释，在《蒂迈欧篇》中他提出了某种形式的神证论：
“神是这样考虑问题的。他认为在本性上可以看见的东西中，有理性的东西，整个说来，总是比没有理性的东西好，而理性不能存在于没有灵魂的东西里面，因此，当他创造世界的时候，他便把理性放到灵魂里边去，把灵魂放到身体里边去…这个世界是由于神的天道把它当作一个赋有灵魂和理智的生物而产生出来的”。
由此可见，他的神创世界观本质上是一种目的论的思想，他的灵魂作为其整个目的论的重要一环，一头联系着至善的神，一头牵动着整个理念世界，这样的架构如同他的形上哲学所追求的精致那般精致。
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观
作为古希腊最具影响力的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学术兴趣几乎遍及了当时所有的知识领域。他对灵魂的探讨不仅启及形而上学，还牵涉医学、生物学、心理学等领域，因此，某种程度上讲，他是第一个对灵魂概念给予系统研究的学者。
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一书中明确给出他的灵魂定义，“灵魂是潜在地具有生命的自然机体的形式”。首先，这一定义基于他的形上实体学说，任何实体都由质料和形式两个方面组成，质料构成实体的材质，而形式赋予实体特征和属性，因此，作为机体形式的灵魂必定要与机体的躯壳相结合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机体。其次，是对生命概念的认识，经由多年动植物研究，他首次明确区分了有机物和无机物，他认为生命是生物所特有的，“所谓生命，指靠自身摄取营养和生长”。再次，是对潜在的理解，亚里士多德在其物理学中分析过潜在和现实的关系，潜在是形式的 “缺乏”，而现实是业已存在的形式，潜在向现实的转化就表现为运动的过程，灵魂的形式是动态的，表现为一种生生不息的生命过程。 依照其生物学分类，亚里士多德将灵魂分成三个层次，低等的植物灵魂：只有繁殖、消化能力;中等的动物灵魂：除了繁殖、消化，还拥有感觉、欲望以及运动能力;高级的人类灵魂：较之动物灵魂还多一样理性功能。然而，受制于当时并不发达的人体解剖，他误将心脏作为理智活动的中枢器官。
依照其心理学研究，亚里士多德还对人的认识过程进行细致的分析。最初外在的可感对象作用于我们的感官，我们的感觉接受可感对象的可感形式，可感形式类似于印章印在蜡上的印迹。因此感觉过程完全是被动性，受制于外力的。再次，想象过程作用于可感形式，将加工、整理之后的可感形式驻留在心中。不同于感觉过程，想象过程带有较强的自主性，所产生的印象也非原先的可感形式。最终，理智过程作用于这些印象，产生理性概念，即“形式的形式”，这一过程完全是自主的。
总体而言，中年时代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观倾向于唯物主义解释，但到了晚年他有回归柏拉图哲学的趋势。在《论灵魂》的第三卷中，他将人类灵魂独有的理智部分又划分成实用和纯理两个部分，实用理智部分依照之前的分析，作用与外在的客观对象，而纯理理智部分则“分离于实践心识之后，就再不思想于任何外来的实用思想客体了”。换言之，纯理理智全然不受外界的影响，独立自为的存在。显而易见，纯理理智与柏拉图“理性”概念是相仿的。依照这一对接，亚里士多德将分有纯理理智的灵魂归属于纯形式的神。
总结
灵魂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名词，早在公元前世纪，其就已出现在古希腊诗人荷马的长篇诗集当中，如其常识性的解释，灵魂被视为人死后飘离肉体的鬼魂。古希腊的哲学家们不屑于这种远古的迷信，他们将灵魂概念纳入自己的哲学体系之中，赋予了其相应的形上含义。就本体论而言，早期自然主义哲学家基于唯物的立场，或将灵魂理解为内在与自然物之中的能动属性，或单独将其界定为某种物质;而后随着元素论者主张将驱动力和基质区分开来，灵魂概念逐渐脱离物的层面而靠向精神层面;终于经由柏拉图建构的理念世界，灵魂概念被彻底融入理性精神之中。至于灵魂是否不朽的问题，其实质是古希腊哲学变、不变议题的延伸，大致上，认为事物存在变异的哲学家主张灵魂是可朽的，而认为事物静态不变的哲学家多数主张灵魂是不朽的，当然，也有一些人走中间路线，认为灵魂的一些部分可变，因此是可朽的，而另一部分是恒在的，因此是不朽的。最后，需要注意的是灵魂与人的关系问题，基于自然主义的世界观，古希腊多数哲学家并不将灵魂限定于人的范畴，但他们愿意花较多笔墨探讨人的灵魂，这就涉及到他们认识论、心理学方面的研究。(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注解：
① 见北大《古希腊罗马哲学》毕达哥拉斯一节，余下引文如无特殊说明都出自该书。
② “逻各斯”本意指“话语”，赫拉克利特用它来指代事物运动的内在本性，有“原则”、“规律”的含义。
③ 巴门尼德认为世界就是一个浑然一体的、不变不动的“一”。
④ “爱”、“恨”独立与四根之外，作为四根的动力因而存在着。
⑤ 见北大《古希腊罗马哲学》第88页[D84]。
⑥ 见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第24页。
⑦ “‘心灵’也被译作‘理智’，但这两种译法的意义各有所侧重：‘心灵’侧重表示精神的存在，‘理智’侧重表示精神的活动。”见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第26页。
⑧ 在阿那克萨戈拉看来，单个事物是由无数“种子”混合而成的，其中的种子囊括了种子的所有类型，因此，一包含一切。
⑨ 见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第26页。
⑩ 柏拉图的这一概括也算作是对之前灵魂概念探讨的一个总结。
不清楚苏格拉底是否真说过这样的话，但他说过此话的可能性颇高。
回忆说的最初是有苏格拉底提出的，通过指引他让一个没学过几何学的奴隶的孩子推导出毕达哥拉斯定理。
见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第63页。
见亚里士多德《论灵魂》，下面引文中的内容同出此书。
见北大《古希腊罗马哲学》柏拉图[知识的四个等级]。
写一篇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小论文 篇3
中华上下五千年，多少文人墨客各领风骚。传承文化，学习文化，是我们的责任。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在经历过全盘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后，我们应思考传统文化对于当今中国社会建设的重要意义，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增强当代人对民族文化的精神与特点的认识，提高个人的文化修养和思想品味，构建未来中国的民族文化。
这周周五的晚上，我抱着极不情愿的心态观看了山东少儿频道的“国学小名士第三届诵读大赛”。刚看时，我十分心不在焉，想着赶紧看完好去睡觉，可渐渐地，我便被这个节目深深的吸引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参赛者中年龄最小的`王澈的自我介绍。他虽然年仅十一岁，但却知识渊博。面对他，我自愧不如。当十二道题目全部结束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竟然只对了3道题目。看完这期节目，我的感受颇深，我深刻的领悟到了中华民族的古文化的博大精深。
平时我们学习古诗，仅仅只是按照老师的要求把古诗原文及注释背过，却从来没有认真的体会过古诗之美。我们读一首古诗，不仅是把它记住，而是要体会它的韵味，理解它的含义，做到身临其境。当我再次翻开课本上的那一首首古诗，看到的并不是乏味的方块字，而是诗人作诗的情感和所描述的画面。从诗中，我体会到了屈原的爱国精神、曹操的宏大抱负、毛泽东的革命情感；感受到了李白的浪漫气息与岑参的英雄气概。在那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古诗的独特魅力。
诵读古诗可以丰富我们的知识，陶冶我们的性情，可以使我们更加富有内涵。从现在开始，我们每个人都要把古诗当作是自己的一部分，每天坚持读一首古诗，一年下来就会掌握365首古诗。假如我是风筝，那么古诗就是风，带着我在蓝天下飞行；假如我是一个在夜晚迷路的人，那么古诗就是一盏明灯，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
当我们的国家失去了灵魂，会是怎样？可想而知，就是一具空壳，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而我们作为一名初中生，就要肩负起为国家注入灵魂的责任。我希望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古诗之美，体会到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让国学经典继续在更大、更闪耀的舞台上放射光彩！
通过这次的观看，我领悟到了很多。作为祖国未来的花朵，我们应该学习国学知识，让祖国的国学知识长流不息，永不磨灭！
写一篇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小论文 篇4
文化作为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的中流砥柱，它彰显着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创造力；它代表一个国家的向心力。
中华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儿时我们读唐诗，诵诗歌。不知不觉间，文化已悄然来到身边。当遇到挫折磨难时，我们会吟诵“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当和朋友分别时，我们会想起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面对一轮明月，我们会想起苏轼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现在的我们却将这传统的文化抛之，弃之。打字代替书写，歌唱代替朗诵。且不说，熟读古文经书，就连人们日常的书法都到了提笔忘字的地步，我们是否该反思自己的行为？
作为中华儿女的一员，我们是荣耀的，发扬光大传统的文化，是我们的责任，亦是我们应尽的义务。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注重物质生活，用奢侈掩盖自己丑陋的内心，在华丽的外表下，做着不合实际的行为。最近，电视台多出选秀节目，茫茫人海中，获得好评的也只会是凤毛麟角。也许他们的想法是正确的，不让人才淹没，只不过方式用错了，传统的中华文化需要正气、大方。而有一些电视台却推出《汉字英雄》等节目，通过观看选手的`变现，不难看出，中国人的汉字水平在降低。汉字是我们的母语，我们怎能让我们的语言丧失。这无疑是为我们敲响警钟，中华文化需要我们去延伸，去实现它的价值，去领略文化的美。
文化的含义就是要提升品位，追求崇高，五千多年的中华文化，需要延伸，历史有文化，将来也必将有文化。看苏武牧羊，告诉我们要讲诚信；品茶道，体会人生的经历；听唐玄宗与杨贵妃创作的《霓裳羽衣曲》，感受唐朝繁荣盛华。
面对文化并非照单全收，我们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正确理解历史文化，不要被他人所述而迷惑，要亲自去考察、验证，好比黄宏演的小品《穿越》一样，不可将历史颠倒，误会他人，为了自己的祖孙后代，正确了解历史，我们应多做多查，多学习。
文化深刻体现一个民族和国家生命力，是民族生存发展、国家繁荣兴盛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一个国家不可能强盛，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让我们把“文化”的火炬传递下去，让“文化”之火永不熄灭。
写一篇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小论文 篇5
周末，至善教育举行了一次以传承红色文化教育为主题的活动，地点是在资兴的百灶居红色教育基地。
一大清早，我和同学们兴高采烈地坐着大巴车来到目的地。下了车，我们纷纷换上了红军服，系上小皮带，个个都神气十足的样子，看起来像极了真正的小红军。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今天的第一个活动项目：毛毛虫赛跑。开始我们组的组员不以为然，老是一次次地输掉比赛，后来终于意识到了比赛的重要性，于是都开始发力。我也在心里暗暗给自己鼓劲，最后累得满头大汗总算是打平了。比赛结束后，大家开始跟着老师学唱红歌，个个认真地唱着，激情满满，气势如虹。
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打鬼子”的环节。游戏开始后，我们高喊着：“冲啊！冲啊！”几颗手榴弹同时飞了出去，在敌军中间炸开了花，战场上硝烟四起，浓烟滚滚，我趁机瞄准目标抬手就是一枪，砰！砰！砰！接二连三地倒下了几个“鬼子”。我们扛上步枪，冲向“鬼子”的营地一起俘虏了剩下的敌人，把他们带到了长官面前，接着便是一片欢呼声“我们胜利了！胜利了！”结束后，长官领导我们举起右手，庄严地开始宣誓：“我宣誓！重走长征路，弘扬革命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一切行动听党指挥！”此时我的心中油然而出一种信念：好好学习，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中餐是体验民族文化---长桌宴。当地老百姓为我们这次参加活动的两百多人准备了好几条长长的桌子，桌上摆满了丰盛至极的美味佳肴，大家吃得可欢了。饭后我们转移到隔壁的.大厅进行了才艺展示，我踊跃报名上台表演，并展示了自己最擅长的“朗诵”节目。因为这次准备得不是特别充分，所以感觉不尽人意，希望下次有机会可以表现得更好。下午还进行了许多特别好玩的项目：滑索道、拔河、齐步走等等。滑索道是我一直很期待的项目，因为通过它让我战胜了恐惧，使我变得更加地勇敢。
快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不知不觉就到了返程的时刻，我们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坐上了回家的大巴。直到现在我还一直沉浸在这次有趣的活动中，久久不能忘怀。
写一篇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小论文 篇6
历史长河，浩浩荡荡；文化长河，源远流长。
那是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从远古走向未来，他高喊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荡涤着一切沙石。然而，在他的源头，存在着另一种力量，那力量被历史所征服，他们汇聚在一起，写下不朽篇章。
中华文化的长河奔流其中，他博大精深，他源远流长，他用五千年的时间孕育了华夏文明。
从春秋战国开始，随着那一次的“百家争鸣”，中华文化出现了自己的雏形，那是一个弱小的幼体但却有着远大的抱负；后来到了秦汉时期，他进行了第一次大融合，充满了封建主义色彩；不知不觉到了东汉末年，他就有了另一个新形态的自己，那是全新的，那是霸道的，我们叫他——官僚门阀特色文化；再后来，转入到唐朝，他达到了一个顶峰，在那一次他第一次与外来文化真正意义上的交锋；宋代的时候，他达到高度繁荣的水平，取得了世界科技文化重大成就；明，清时期的他又开始了新的蜕变。到这里，中国古代文化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础。
清末，中国的近代史开始了，他进入新旧文化过渡时期，由于中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所以现在的他也是千疮百孔。很长段时间，他的路线被救亡图存所充斥着，对于他来说那是一段很漫长的屈辱史，他在消失与存亡中徘徊。一直到民国时期，他逐渐走向正轨，宣传进步，反对落后，追求民主。但悲哀的是他还有不完美的瑕疵，那种投降的思想就像害虫一样，参杂其中，贯穿始终。时间一晃，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那时的他对于战争早已麻木，可是他从不放弃，他那坚持不懈的民族精神支持他走向胜利。最后的那一场解放战争算是对自己的最后一次抉择，他选择走向社会主义文化。近代文化的发展就此结束。
延续至今，走进了现代史。如今的他不再是懵懂无知的小孩，也不是挣扎奋斗的少年，他已经成熟，有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历经沧桑，才发展出多彩多样的自己。屹立在世界文化之林，那样庄重，威严。
时代在进步，历史在前行。中华文化带着他那一丝远古的龙气，融合了现代的力量，贯通古今，在历史的长河中穿行，不断完善自己。他注定完美，他必定辉煌。
写一篇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小论文 篇7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
冯友兰先生曾说过：“属于海洋性文明的希腊文化，亦即西方文明，如同灵动的水，如同灵魂的智者。”是一座沉稳的大山，尊重传统，对“变”有天性的审慎。
的确，中华文明给人的印象的确如同一座大山，丰富、沉稳。但我认为，这种沉稳的背后是一种柔韧的弹性，是一种以最稳健的方式更新自己的能力。中华文明是山，却是一座能在四季中更新自己，在风雨中永葆生机的山。真正的中国人，既是仁者，也是智者。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多年来许多人都认为会儒家学派的一大特点是保守、守旧，以上古为黄金岁月，只重视“先王之道”，而不关注事物的变化，而孔子则是一个方正辽阔的学究。其实“信而好古”的孔子是用自己对道德的理解，结合自己对时代的期望，对经典作了新的阐释。他既将“如山”的仁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也发出了那句千古智者为之共鸣的“逝者如斯”，他不但极其诗意地阐解了“变”，而且身体力行，收受弟子，用实际行动改造灵魂。如果他畏惧“变化”，不相信事物有更新的可能，他就不会成为一位灵魂工程师，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教师。他作为中国哲人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的“变化”。如同万物生长，是一种无声而自然的过程，他心目中理想的发展，不是斩断传统的脉络，而是以传统为根基，如山中树木，生长不息。
的确，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当中，中国文明曾经趁于保守与自闭。当西方探险者乘风破浪，开辟新时代时，中国人还无忧无虑地生活在自己季季葱郁的“山林”中。正是这在稳健中求发展，在更新与生长中永葆特征的“山”的商质，使中国人在经历时代震荡后选择了有中国特色的稳定发展的道路。沧海桑田，古埃及的文明已凝固成阳光下，无言的石柱，古印度的史迹早已成为地底尘封绝缘的神性印记。中国，这座沉稳的大山，却又一次给世界带来了喷涌出出的生机与得意。
我想，孔子不会惊讶，因为今日的中国仍是那座山，土地的沉淀仍是千年传统的精华，林间的啸仍是当初的潇洒，中国是稳健中发展的仁者。山林间生命代代更迭，真正不变的是生机，是百折不回呈现出绿色的能力。这才是最大的智慧。
写一篇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小论文 篇8
楚梁边界哨亭旁有两片瓜田，但梁盛楚稀，楚兵因嫉妒毁了梁国的田。当梁国士兵要去毁楚人的田时，县令宋就组织了他们，而让他们去共同照料两块田，使两国的田同样旺盛。最后，这件事传遍了两国，宋就赢得了两国人民的尊重。为什么一个平凡的县令会赢得举国上下的尊重？正是因为他的宽容，也就是心胸开阔，以德报怨。由此可见，心胸宽阔，以德报怨，最后会赢得别人的尊重。
事实上，心胸宽阔、以德报怨的人，都是能退一步海阔天空的人。他们不与别人斤斤计较，遇到矛盾也不放在心上。他们这么做就会使矛盾化解，双方也会化敌为友，这样随着他的朋友越来越多，他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也会不断上升，他赢得大家的尊重也就不足为怪了。反之，心胸狭隘，遇到一点小矛盾就大动干戈，睚眦必报，其后果往往是两败俱伤，陷入孤立，人们也越来越厌恶这种人，这样的人是不会赢得别人的尊重的。
展开历史的画卷，多少人因心胸宽阔、以德报怨在画卷上留下了浓墨重彩？面多不少文人的批评，他，收回逐客令，任用贤能，最后扫六国；面对骆宾王的讨伐公告，她，一笑而过，表扬他的才华，最后青史留名；面对白人对自己同胞的迫害，他，原谅所有人，既往不咎，最后开创了新南非。秦始皇，武则天，曼德拉，都因自己的心胸宽阔，以德报怨赢得了历朝历代人的尊重。如果没有这种美德，他们不会赢得尊重，也就不会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以上的人还比比皆是，他们的内心就像一片广阔的大海，有了一点波浪也会迅速归于平静，用蔚蓝色迎接所有人，而人们也会对这澄澈的大海报以尊重之心。一位名人曾经说过：“一个人只有心胸宽阔才会成就大业。”所以说，想赢得尊重，就要心胸宽阔，以德报怨。
可是又有多少人不懂得这道理，小肚鸡肠，一点儿矛盾就大动干戈。最后不仅没有赢得尊重，反而被唾弃。慈禧太后大权在握，但她不知道宽容，每次有人稍微冒犯她时，就会以各种残酷的刑罚来惩处这些人。她最后也留下了一世骂名。
写一篇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小论文 篇9
“世界上最宽阔的东西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这使雨果曾说过的一句话。宽容就好比这海洋，就好比这天空，就好比这人的心胸，它比心胸更宽阔，它能容纳万千事物。
有一次，一位理发师给周总理刮胡须，周总理突然咳嗽了一下，理发师的刀子不小心划破了周总理的'脸。那位理发师顿时惊慌起来，不知所措。但令他惊讶的是，周总理不但没责怪他，反而和蔼地对他说：“我并不怪你，我咳嗽前并没有打招呼，你怎么知道我要动呢?”就这句简单的话，却使我们看到了周总理身上的一种美德——宽容。同诉我们，宽容是一种高贵的品质，一种崇高的美德。
还有一个故事，同是告诉我们宽容的力量。
曹操在官渡之战打败袁绍，缴获战利品时，发现有很多的信，那些信都是他的一些士兵偷偷写给袁绍的，里面的内容都是贬低曹操的，投靠袁绍。那些曾想叛曹投袁的士兵，个个惴惴不安，都害怕曹操会杀了他们。不料，曹操没有看那些信，还将其信付之一炬，网开一面，饶恕了那些曽想叛逆的士兵。正是因为曹操这博大的胸怀，赢得了人心，对他消灭一些诸侯国，统一北方有很大地帮助。如果当初曹操心胸狭窄，将那些曽想叛逆的士兵杀个片甲不留，或许就不会有三国鼎立的局面出现了。
这俩个故事都表现了对他人的宽容。宽容就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就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宽容犹如春雨，滋润大地;宽容犹如大海，收纳狂风暴雨;宽容犹如太阳，给予大地温暖。
在生活中，我们也应该学会宽容。在别人不小心撞到你，不是责骂，而是道歉;同学不理解你得时候，不是背地里骂他，不和它玩，而是友好，而是理解;别人给予你你不想要的东西，不是丢弃，不是讨厌，而是接受，而是学会喜欢……宽容，是大度的表现，能多一份理解，少一份误寥，能让人的心胸宽阔，生活需要宽容。
写一篇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小论文 篇10
清晨，窗外鸟声嘤嘤，空气异常清新，哎！又要忙碌了，虽然忙碌，可是却很和谐。
而我却也看到了和谐中的不和谐。早晨我去拎开水，我悠然自得地哼着小曲漫步走着。突然，一个酸酸乳的饮料空瓶从天而降，“嗖——”的一声不偏不倚砸在了我头，我火了，立马放下手中的开水壶已经按耐不住性子，“噔噔噔”，一个劲往楼上窜。我慢慢停下脚步，转念一想：我又不知道那人住几楼，总部呢过一个一个敲过去吧！就算可以平白无故敲别人家的门，门开后，我又对别人说什么呢？就当作是糗事一件，反正也没受什么伤害，算了吧…… ”我对自己说。我走下楼去，把那个酸酸乳饮料空瓶捡起来，?G进了垃圾桶，也不失为一桩好事吗？！呵呵~就这样，一场“报仇”风波结束了......
下午闲得无聊，我想入非非…… 下课了，同学们一窝蜂似的冲出教室，相互嬉戏。瞧，这边zi正在跳牛皮筋，她们跳起来真有规律，绳子摇晃的幅度几乎都差不多！那边正在踢毽子，毽子的羽毛一张一合，一上一下，在我们的脚下上下飞翔，就是不肯落地，毽子好像也笑了，张开了它粉红的小嘴，躲在丛中笑。还有的在玩老鹰捉小鸡，嘴巴手指不一样…… 上课了，同学们安静的坐好，老师认真讲课，同学专心听讲，大家公平竞争。在学习上互相帮助；在小事上互相帮助；有困难也互相帮助，争创和谐社会大家庭！
只有和谐的生活才能产生共鸣，才能演奏生活美好的乐章，美哉！让我们一同兼收并蓄，品和谐之美，谱写新世纪的和谐之曲！！！
写一篇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小论文 篇11
2001年7月13日，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当萨马兰奇老人站在话筒前，那一声清脆的“Peking”响起的那一刻，是我们全中国最骄傲的一刻。因为我们的首都北京申奥成功，有的人也许不知道申奥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就让我来告诉你，申奥成功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繁荣与强大，象征着这个国家在国际社会地位的提高。2008年——我们是东道主，是第一次承办奥运会。我们骄傲，我们自豪，我们将要迎来五洲的宾朋，将要以崭新的姿态展现在大家的面前。为了迎奥运，我们大家都在努力地改变自己，改变周围的环境，改变我们的祖国。
为举办奥运会做贡献，其实不是要你做得轰轰烈烈，惊天动地，只是要我们尽到自己的本分，如认真学习绿色奥运知识，学习环境知识。从现在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从自身和动员周围的人做起……比如说个人的文明礼仪，人要有良好的公共文明，必须从自己做起。人的文明修养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不断完善的。一旦完善了个人的道德修养，便也就有了推进社会公共文明的基础。一个人的公共文明水平，足可以折射出这个国家的文明水平。所以，在迎来奥运会之际，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决不能在外国友人面前丢脸。当然，不论在什么样的场合，什么样的事，我们都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这才是中国五千年应有的文化和文明。
迎奥运，创和谐社会，靠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力量，而是将众人的力量聚合在一起，才能发挥出它们最大的作用。我们要继续发扬奥林匹克“更高、更快、更强”的精神，以达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08奥运主题。
迎奥运，树新风，创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创造和谐社会！
写一篇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小论文 篇12
穿越时空，传统文化是如此丰赡而厚重：
它是颠沛流离的孔子，逍遥云游的庄周；它是炫目的先秦诸子繁星，皎洁的汉宫秋月；是“史家之绝唱”的《史记》，是卷帧浩繁的《四库全书》；是李太白的杯中酒，曹雪芹的梦中泪；是王羲之流畅自然、凤舞龙翔的《兰亭集序》，是一人一马一车一户都描绘得栩栩如生的《清明上河图》；它是京剧、是老腔、是苏州评弹，是河北梆子；它是武术、是空竹、是风筝……
它既有“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喟叹；有“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愁思；有“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的韵味；还有“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信念；更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迈……时过境迁。
现代大都市，高楼鳞次栉比，霓虹闪烁的街巷少有人吟哦诗词歌赋；江南小镇，葱茏的篁竹中，笙箫琵琶喑哑了，风萧萧兮少有笛短箫长……长江、黄河落寞了、困惑了，因为传统文化与现实之间恰似隔着厚重的门，令它难以回家。
我们到底怎么了？近年来，我们不是一直在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吗？渴望它生生不息的传承，为此，竭力发展着传统文化项目。
只是，形式大于内容，我们真心让它回家吗？
有多少人真的静下心来，放下大都市里的速度、远离喧嚣，像外卖小哥雷海为那样坚持不懈13载，精心地品读、涵泳过一首首唐诗宋词？有多少人摒弃浮躁，甘居陋巷几十载，齐白石般如初遇如诀别，研墨执笔，让眼中捕捉到的鲜活跃然纸上？
当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的森林，遮蔽了亭台楼阁、雕梁画栋、小桥流水时，国人心中早已淡漠了传统文化那几千年陈年佳酿的回味，意识中西方张扬、活泼的时尚和洋节似乎比传统文化更有品味——圣诞节的红和绿，喜气洋洋；万圣节的蝙蝠、南瓜，比比皆是。
诚然，我们需要活力，需要接纳各种各样的东西方文化来丰盈自己。但怎可冷落、忘记祖先用五千年历史创造的灿烂而瑰丽的华夏文明。落叶归根，百川入海，没有传统文化的传承，我们变得日益功利、浮躁，恰似随波逐流的萍，漂浮不定。
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能再像国人内心之外放飞的鸽子，更不能像异乡的游子渐行渐远。快洞开厚重的门，用真诚召唤它回家吧。
写一篇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小论文 篇13
应该说中国古代曾几度经历过文化的大繁荣，通过文化的繁荣又加速了对外文化的交流，同时又扩大了中国文化的海外影响力。从孔子的“儒家思想”、老子的“道家思想”、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学派，从事论辩名的名家学术，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学说以及战国末期主张“兼儒墨、合名法”的杂家综合学派等为代表的传统思想文化，都十分注重思想文化在内化人中所起到的作用。进而也在这些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奠定并形成了中国文化。
我们可以从日本与韩国对中国文化的借鉴，并结合国情民情进行的发扬和创新中，清楚地认识到优秀文化对于一个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的促进作用。尤其是韩国，在20世纪50年代还是亚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如今韩国已成为亚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并且韩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国际竞争力也逐步增强。没有雄厚的军事、经济力量，是什么使韩国得到越来越多国际社会的认可？其实正如韩国人所认为的那样，他们最有生产力的领域就是“文化领域”。
一直颇具争议的韩国“端午申遗”事件之余，其实不得不承认在严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准衡量与申报程序面前，韩国的端午文化一定也是传承已久、独具特色、参与广泛并且能够经得住考验的，而我们缺少的是审视自己的过去，审视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作用，甚至忽略了应该以某种形式正确地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运动，借鉴、吸收和发扬一切中外优秀的传统文化，并通过文化凝聚改革的力量和智慧、汇集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最终实现了综合国力的快速超越。
如果撇开那些郁闷情怀不论，我们应该认识到一个民族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敬畏之情有多深，传承得有多虔诚，发扬得有多彻底，对民族进步和经济社会推动的力度和意义是不可小觑的。为什么我们发现越是历史悠久的文化越有深义与魅力，越是民族的越能吸引世界的目光？为什么此次G20峰会文艺晚会“最忆是杭州”中，让人心动的仍然是那些经典的文化曲目？因为，这些都是已然经过漫长岁月考验与保留下来的人类珍贵财富，永不褪色并永远绽放璀璨的光芒。
写一篇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小论文 篇14
我爱书法，不仅爱它的结构，还爱它的外形，意境。甲骨文，金文……这些象形文字的演变，是一种希望，是中华文明永久传承的希望；是一种寄托，寄托着中国人对祖国的热爱；更是一种精神是一种精益求精，积极向上的精神。
我喜欢他们的结构。我有时看到花体的英文，会对它甚是喜爱，那用钢笔巧妙拼凑的美丽曲线，实在令人对其赞叹不已。但是，这些英文始终是由一个个字母构成，单看一个字时，只会因为其形式的优美而喜爱，不会想到更深远的意境。而汉字却不同了，看以前的古文时，就算从未接触，也可以根据其意境将其含义猜个八九不离十。那是一种汉字中的意境，意境中的诗，诗中的山水画。看看用毛笔写的“一”字吧，要是仔细看看“书圣”王羲之的“一”，你就会发现那不同寻常的美。毛笔轻轻一顿，收笔一提，就造就了如此美丽的汉字。它的结构单一它的结构单一，就是简简单单的一横为何给人一种用千言万语都无法描绘出来的感觉呢？似乎无法将其强硬地安在一个形容词之上。这就是中国书法，这就是它的强大魅力！
我还爱它们的外形，意境。你看，那简简单单的笔画，是那么优雅，细腻，又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一般的壮阔。简单的汉字在书法家们灵活的`笔下行云流水，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似一汪清泉从山涧流下，没有丝毫拖泥带水。当我用眼睛仔细的欣赏这字时，仿佛被这小小的字带到了一个奇异而美丽的地方，有“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一般闲适；有“更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一般的不舍；还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般的孤寂……一个小小的汉字，竟有如此深远的意境。这，就是中国书法，这就是中国书法的强大魅力！
现代化的风謿洗去了糟粕，但也在侵蚀着中华文化的精华。朋友，也许你已经很少写字，更不用说写毛笔字了，也许你经常用手敲击着骨干的键盘，目不转睛地盯着荧光屏，不妨去看看名家的书法，再亲手临摹一下，你一定会重新热爱汉字”体会到中国书法的魅力。让我们从新拾起蒙尘的笔，一同书写中华文明的美丽画卷吧！
写一篇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小论文 篇15
《水浒》中的“智多星”，名唤吴用，谐音即无用。我总是隐隐地感到其中淡淡的戏谑感，再一想，却又想到另一种意味：无用并非无用。只是看待无用的角度发生了变化而已。
中华汉字，千变万化，总搅得人有些眼花。但那又何妨？它若是真的无用，又怎会有上千年的的历史，从古代流传至今呢？若不是拉丁字母的传入，与其相比较，又怎会显出其繁杂妙趣？然而，中华汉字，大宇包举，磅礴雄浑，又怎输于拉丁字母的“小蝌蚪”？又怎会无用？
电脑的普及带来的是对手书写世界的摧残，越来越多的人打字速度越来越快，手写速度越来越慢，而且提笔即忘字。因此，有人说“生僻字”无用，有人说“手写字”无用。吾用“无用”，撰文驳之。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千百年前的《诗经》中多是这类诗。而“蒹葭”或许就算是一类生僻字了吧。所谓“蒹葭”，即是芦苇。很多人宁愿写“芦苇”二字，也不会写“蒹葭”二字。这就是“无用”？这就是“生僻字”？只是没有人去用罢了，“无用”只是无人用。
“一语成谶”，或许许多人见过多次，却永远只记得“一语成X”，而且往往只知其中的不祥，不知完整的.含义。这样一个连读音、意思都不清楚的词，又有几个人会用、敢用？与其写“一语成谶”，不如写“一句话预见了未来的不祥的事”。所谓“无用”，大概只是无人敢用吧。
很多诗词歌赋中的词，在岁月中淘洗、沉淀，又被打字的泥石流掩埋。饕餮、貔貅这些上古神兽的名字也不例外。该拿什么去拯救这些“无用”的生僻字？
我不知道。生僻字或许无用，但它们若被放进诗词歌赋文章当中，又怎不会熠熠生辉？朗朗上口的中华汉字，在历史滚滚风尘的淘洗后，留下的是漫漫满满的精华！现代的人们追求的是快节奏、高效率、语言直白精准简练，或许这是源头吧。在文章中写“蒹葭”，别人只以为是为了增加古典气息，不懂者半天才知蒹葭即芦苇还可能嫌作者卖弄——他们早已忘了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这些粗犷中带有细腻的、藏于汉字中对自然万物的赞美吧。
所谓“无用”的生僻字，并非无用，只是片面之词罢了。而吾所述，也仅是一己之词，只见汉字并非无用耳。
写一篇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小论文 篇16
打开窗，期盼风能吹进来，它们自由散漫惯了，没人需要它们，而我需要，这些别人眼中无用的风最能让我清醒意识到我还活着。
碧草遍野，尔焉知其无用？一株株碧草滋养大地，如山间精灵带来绿意，以最柔软的姿态笑对骄阳，躬身曲背卧伏在巨木脚下，为各地贡献绵薄的翠色，便如我们一般，渺小脆弱，依偎在国家这棵参天巨木身下释放自己微弱的能量，你我亦是青草，漫山遍野，草枯荣后又生机勃勃，为世界汇聚生机，尔焉知其无用？
春泥满地，尔焉知其无用？一抔抔春泥默不作声，安静的躺在草木中，微笑看着青草生长，仿佛在阳光下小憩，不理世事低调沉稳，为草木生长奉献能量，为树木抽芽贡献养分，便如你我之父母，朝出晚归，不辞劳苦，无私的榨取自身有限的生命力哺育你我这一株株小草，期盼你我扶摇直上化作一棵参天秀木。他们耐心细心，持续不断的.付出着，默默无闻的做着自己为我们所能做的一切，承受着你我日渐高壮的身躯而不求回报，尔焉知其无用？
瑞雪飘扬，尔焉知其无用？一片片雪花自天空飘扬而下，如洁白无瑕的谪仙，展露出她傲人的雪白肌肤。它们落在泥土上，积成厚厚一层，如棉被一般盖在沉睡的泥土上，吸收噪音，生怕惊醒泥土。它们最怕阳光，阳光使它们消散成雪水，而这样却也帮助了它们去尽自己最后一份力，便如你我之爷爷奶奶，为父母担心操劳一辈子，在弥留之际方才看到我们露出细细尖芽，他们与我们相比，苍白无力，毫无生机，只因它们将能给予的全部送了出来，如白雪化水，渗入泥土中，尽其一生灿烂为后代甘做养料，尔焉知其无用？
天生我材必有用，万物生之有理，操之有用。如那一竿劲竹，傲然挺立，让我们通晓气节，如那一方瘦石，嶙峋坚稳，让我们领悟风骨，如那一枝寒梅，凌寒独绽，让我们明白骨气，如那一口锈剑…..
我们对事物的认识片面便觉得其无用，却不知这是极可笑的做法，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亦可成伟人，如那霍金、史铁生。
风如我所愿，从窗外吹了进来，略带凉意，抚慰人心，我亦看到同我一般，许多窗口被轻轻推开。
写一篇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小论文 篇17
看似无用且丑陋软弱的腿使鹿躲过了狮子的追捕，而那貌似有用且美丽无比的角却最终断送了它的性命。鹿在弥留之际的感叹引发了我对有用与无用的思考。
行走在纷繁复杂的人世，沿途风光无奇不有，而俗世的烟尘容易朦胧原本纯净的双眼，我们往往习惯性地仅从表面去判定一件事物对我们是否有用，却忘记去探求事物最本质的价值。殊不知，有些外表美丽充满诱惑的东西可能成为你前进路上的绊脚石，相反，那些看似无用且被你不屑与忽略的事物反而可能在你坠入悬崖之时，有力地拽住你，还你一方风景。无用之用是为大用！
诚如神秘逍遥的庄子所言“人皆知有用之用，却不知无用之用也。”“哲学无用论”曾被传得沸沸扬扬，在中国拥有广阔的消费市场，侵占了人们的价值观领域。而今，被人们认为“不能当饭吃”的哲学却作为对人生价值的思考给人以“安身立命”之道，指导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为美好的幸福人生提供一种超越性的思想智慧。同样的，五千年的华夏文明，浩浩汤汤，至圣先师孔子认为有德比有才更重要，美德、品行、信仰等直指精神内核，看似几乎无一丝实际用处，却被称为是思想领域的“无价之宝”。若只从表面看，我们一定会轻易地将这些“无用之物”弃掷迤逦，只有当深入探究其本质，才能发觉那无用的外表背后流淌着的无上价值。
爱因斯坦尽管是杰出的物理学家，但他精通音律，尤其偏爱小提琴，他一再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科学家钱学森亦有着丰富的艺术涵养。那些看似无用的艺术却起到了滋养了灵魂，陶冶了情操的大用。居里夫人在提炼镭时不也是从法国人不屑一顾的看似无用的矿渣中提取的吗？如此看来，无用之物并非真无用，只要我们不流于表面，以貌取物，而是不厌其烦地去探索事物的本质，当个人的`认知和素养达到一定境界之时，无用便成了大用。
反观当下，这是一个实用主义盛行的时代，人们急躁，轻浮，我们还来不及等待无用之用，就迫不及待地投入“有用”的怀抱，与外表美丽的物质缠绵交织。一颗颗急功近利之心在人世间浮沉，迷茫。
诚然，在纷繁复杂的社会里，在变化万千的世界里，何为有用何为无用，我心不得而知。但诚如鲁迅所言“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我以为，我们应该摒弃以美丑论价值的偏见，真正地探究事物本身存在的意义，如此，方能在繁华世间，寻得真正有用的精华，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写一篇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小论文 篇18
读了柯君先生的《十八岁以前孩子应懂得的人生哲理》，我感受很深，收益匪浅。明白了做人的一个个道理，通过短小的故事，来指引我们人生的漫漫旅途。
正如书中所说“轻松地阅读故事，感悟人生哲理;使生活焕发光彩，使梦想成为现实”，在刚刚步入人生道路的我们，更该增长智慧，拓展眼界，把握住人生方向。生活的目的就是自我发展，多读些有益的书籍，也许会让我们了解到更多睿智的人生哲理，也会让自我发展更加趋于完美与卓越。
书中以六个篇章，大量的故事与点评拓展我们的生活空间、升华人生境界。这故事，也许并没有那么引人入胜，但这一句句朴实无华的语言，竟呈现了令我们需要思考的哲理;这故事，也许并没有太长的篇幅，却就在这短小的故事里写出了意蕴;这故事，也许并不为人知，也就让人怀着一颗期待的心去阅读。
当我轻轻翻开这本书的时候，便在前言中看到一个故事：老教授为同学们上的最后一课，竟是最简单的`水变成了固体的冰，又将冰蒸发成水蒸气。在同学们迷惑为什么会做这个实验时，老教授却点出了中心。他说：“水和人生都有三种形态。水的状态是温度决定的，人生的状态是由自己心灵的温度决定的。”“假若一个人对生活和人生温度是0℃以下，那么这个人的生活状态就会是冰，他的整个人生世界也就不过他双脚站的地方那么大;假若一个人对生活和人生抱平常心态，那么他就是一掬常态下的水，他能奔流进大河、大海，但他永远离不开大地;假若一个人对生活和人生是100℃的炽热，那么他就会变成水蒸气，成为云朵，他将飞起来，他不仅拥有大地，还能拥有天空，他的世界和宇宙一样大。”
我想，我不应该把自己的心灵温度变成0℃以下，成为一块冰;也不甘心是普通的温度，是一片水;我希望自己的内心是100℃的炽热，拥有天空与大地。当我终于合上书本时，我思考了很多很多，今后也会做到。这本书，我将会继续读下去，直到我真正明白、领悟了人生。
写一篇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小论文 篇19
有一个人说过：“花美在精神，而精神是要人来感受的。”我最喜欢白色的玫瑰花，因为我爱它那纯洁的白和文静的外表，以及那深沉的内在美。每次路过花店，就会买一枝白色的玫瑰放在房间里，一时间，整个房间都有了生机。
以为花贩告诉我，几乎所有白色的花都很香，而愈鲜艳的花就愈缺乏芳香。那个花贩得出了一个结论：人也是一的，愈是朴素、单纯的人，就愈是纯洁，愈是有内在的芳香。
另一位花贩告诉我，其实夜来香在白天也很香，只是有很少的`人闻到。那位花贩也得出了一个结论：白天，人们都心浮气躁，所以闻不到夜来香的香气。等到晚上，大家都心平气和的时候，才可以闻到那芬芳的香气。
还有一位花贩告诉我，愈是昂贵的花，愈是容易凋谢。说明我们要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
六楼的老爷爷，他也是一个花贩，他告诉我，如果要挑莲花，就要清晨去挑，而且要挑那些盛开的莲花。老爷爷得出了一个结论：人也一样，如果年轻的时候没有志气，那么中年和晚年的时候，就更加没有志气了，所以我要做一个有志气的人。
从这几个花贩的话中，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其实花和人一样，不但要美在外表，更要美在精神。而精神需要在人的心灵花园里建设。就像造房子一样，一定要打好基础，不能有一点儿虚假，不同的花，代表着不同的做人的道理，但只要敞开心扉，感受心里花园里的那些美妙的音符，我们就能感悟到更多的做人的道理。
写一篇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小论文 篇20
一个22岁的年轻人在订婚那天遭到了巨大的羞辱。当年轻人沉浸在亲戚朋友的祝福声中时，他的女明友却牵着另一位年轻小伙儿的手对他说：“对不起，我觉得，我们在一起不会幸福。”正沉浸在幸福中的他呆若木鸡，在亲戚朋友诧异的目光中他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整个小镇都知道了他的事，在订婚的良辰吉日却被心爱的姑娘抛弃。这是何等的羞辱。年轻人决定逃离这个让他觉得生活在羞辱中的小镇。于是，在一个黑夜，年轻人离开了小镇，开始了流浪生涯，从家乡瑞士到德国，又从德国到了法国。他发誓将来一定要风风光光地回到家乡，找回自己丢失的尊严。
再回到家乡已经是30年后的事情，当年负气出走的年轻人已经鬓角发白。但是这个时候，他已经成为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了。他的著作《忏悔录》、《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在欧洲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他的名字—卢梭，享誉欧洲。在回到家乡的第二天，有位老朋友问他：“你还记得艾丽尔吗？”卢梭笑着说：“当然记得，她差一点儿做了我的新娘。”满是轻松，没有丝毫的怨恨。“当初她带给了你莫大的`羞辱，自己也没有好下场，这些年来，一直生活在贫困潦倒之中，靠着亲戚们的救济艰难度日。上帝惩罚了她对你的背叛。”朋友对卢梭说。朋友本以为卢梭听到当初背叛自己的人落个悲惨下场后会感到高兴，然而卢梭却对他说：“我很难过，上帝不应该惩罚她。我这里有一些钱，请你转交给她，不要告诉她是我给的，以免她以为我在羞辱她而拒绝。”
“你真的对艾丽尔没有丝毫的怨恨吗？当初，她可是让你丢尽了脸。”朋友用质疑的语气问。
“如果有怨恨，那也是30年以前的事，如果这些年我一直对她怀有怨恨，那我自己岂不是在怨恨中生活了30年，那对我有什么好处呢？就像我提着一袋死老鼠去见你，那一路上闻着臭味的岂不是我。怨恨就是一袋死老鼠，最好把它丢得远远的。”卢梭说完从口袋里拿出一些钱来，递给朋友。然后说：“希望这些钱能帮助她摆脱困境，生活得好一点儿。”
感悟：
对待曾经带给自己奇耻大辱的人，卢梭选择了宽容，而不是怨恨。怨恨就是一袋死老鼠，提着它只能使自己闻到臭味。背负怨恨是相当沉重的，怀恨在心，可能伤害别人，但积聚在心中的怨恨，一定会先伤害自己。不妨去原谅那些曾经伤害过你的人，丢掉怨恨那一袋死老鼠，澄清自己的心灵去感受愉悦的芬芳。
写一篇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小论文 篇21
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个谚语谁都知道，可我要给你讲个竹篮打水的故事，我把这个故事称为”两个水桶的故事“，保证你没听过。
有个人爱喝酒、爱赌钱，一心想发大财，可最后穷得裤子都没得穿，就去找他老舅借钱。他老舅说：“借钱没得，我可以教你一个发财的窍门。不过你要先帮我做好两件事才行。”他老舅给他一大一小两个木桶，要他做第一件事：用小桶从井里打水，把大桶装满。他外甥想着这事简单，可一看，却傻眼了：大桶没有底。他费力气从井里打起一小桶水，倒到大桶里，可都漏到地面上。他打了三桶就不干了：你老舅不是故意耍我嘛，这样的'桶哪能装得满！第二天一大早，他老舅就把外甥叫起来干第二件事：今天两只水桶调个头，你拿那只无底桶打水，倒进小桶里。倒满了，你就可以知道发财的窍门了。外甥想：娘舅这时发浑了，光叫我干着荒唐事，古话都说“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也差不多。不过，看在发财诀窍的事情上，他还是去打。拎起大水桶放到井下，提上来一看，桶里的水漏光了，滴滴搭搭只有几滴水沿着桶壁滚进小底桶里。不过，十几桶水打下来，小桶倒也积下了铜板厚的那么一层水。外甥一看，心里实在了。干脆光了膀子，更加卖力打水。太阳当头，桶里积起了三寸水。
日影西斜，小桶竟有八成满了。到近黄昏时，娘舅又来了，看到满满一桶水竟打好了。高兴得把外甥着实称赞了一番，就叫外甥用那桶水，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外甥见娘舅还不提发财的事，实在熬不住了，急着向娘舅讨窍门。他老舅笑笑说：“其实，我已经把发财的窍门全告诉你啦。”他外甥摸不着头脑：“老舅，你一句话也没对我讲啊！”娘舅知道他一时转不过来，这才实话实说：“窍门么，很简单，就是勤俭二字。你要吃喝享受，那才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桶；你要节俭，聚沙可以成塔，滴水不是可以成流吗？”外甥这才明白，原来发财也不必靠运气，我腰圆臂粗，有的是力气，以后日子长呢！挣份家当还不困难，他决心争这口气。
从此，他勤奋耕作，戒了酒与赌。不上几年，就添了地，修了屋，发了家，娶了妻，生了儿子。他自然没忘记娘舅的教育，自己亲手做了两只水桶，一只无底的，一只有底的，像宝贝一样藏了起来，准备将来儿子长大后，拿出来教诫后代。
【人生哲理感悟】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种瓜才得瓜，种豆才得豆，天道酬勤，不欺世人。一个人能否发大财，是靠运气。但一个人若能勤俭，则成一个小康之家，是不成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