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个人成长的过程中，写论文是一个重要环节，它有助于提升我们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如果你在论文写作时常感到困惑，这里为大家准备了五篇精选的2000字中国哲学史论文，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中国哲学史论文2000字 篇1
一、当代中国哲学的界定
大致说来，“当代中国哲学”基本上有三种意谓:其一，是从当代中国传统哲学层面上使用，多出现于中国哲学(史)界的文章中;其二，是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层面上使用，更多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或哲学原理界的文章中出现;其三，是广义的概念。把当代中国哲学当作一种总汇性概念，指称当代中国存在着的各种哲学理论，包括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从逻辑周延性方面考虑，似乎第三种意义上的当代中国哲学要更加合理一些。当代中国哲学应该说就是当代中国哲学家们所探索、所研究的哲学理论，这符合研究主体的角度，所以本文采纳第三种界定。
二、中国传统哲学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
诚然，笔者不是要否定中国传统哲学历史价值与学术价值，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中国将来如有新哲学，必与以往儒家哲学有多少相承之关系，必以中国固有的精神之思想为基础。”他强调:“在哲学，须根据本国先哲思想之精粹，及现代世界思潮之大流，重新建立一个伟大的系统，作知识及行动的最高指导原则。”我们所要反对的是将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替换成传统哲学的阐释，这种思维方式是缺乏创新的。因为这种思维方式实际上是僵化地看待中国哲学，缺乏发展的眼光。殊不知，只知道引经据典、援引历史，并不是对当代社会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文化对时代的推动作用一定要结合社会需要。传统哲学要与当代社会文化价值观相结合，摆脱思维禁锢，才能迸发出新的生命力。其实，在我们大力重构中国哲学之时，西方哲学早在近一个世纪之前就出现了危机。当时，西方世界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给确定者以不确定”的批判运动。对科学、哲学等各个领域乃至整个西方文明都加以批判。斯宾格勒在20世纪初有本著作《西方的没落》，可以体现当时社会上的批判思潮。从20世纪初至今，各种反映西方文明衰落的研究不断涌现。这其中也包括对西方哲学的担忧。但是，与今日建构当代中国哲学有所不同，西方哲学在面对危机时，并没有退回到经典本身，没有对古希腊哲学思想进行不断的诠释。这种做法似乎表明西方的批判是不彻底的，没有追根述源。实际上，西方世界在批判中寻找的是当代人灵魂深处的危机，不断丰富西方哲学的内容，产生了许多新的哲学类别。这恰好说明:西方人的批判倾向于产生肯定的结果。这是值得我们借鉴与思考的。
三、西方哲学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
以冯友兰先生为开端，学者们大都批评中国传统思想范畴逻辑模糊，追求系统化、清晰化成为重建中国哲学的必走之路。可是值得商榷的是，在逻辑化、系统化的背后隐含的是客观与可测性等预设，这一类预设可以说是不符合中国传统思想的内在精神和整体风貌的。当然，冯友兰认为历史上的中国哲学并不是完全没系统。他指出中国传统哲学有“实质的系统”，只是缺乏“形式的系统”而已，此一说法被后来学者广为使用，似乎已成为不辩之理。所以，以冯友兰为代表的学者普遍认为要重建中国哲学，必须用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法来提升中国哲学，从而在形式上找到系统性。这一类学者认为:中国哲学内容虽为丰富，但太过零散，太为神秘。这使对其的研究很难规范性和程序性。所以西方分析哲学的思维是补救中国哲学的不贰法宝。
表面上看，这个做法似乎很受用，拿西方的分析哲学来提炼中国哲学体系。问题在于中国哲学不像现代化建设这般逻辑和可操作，讲究“天人合一”的中国哲学要同“注重逻辑论证”的分析哲学相融合，是否会使中国哲学失去本身的特点和精神?这中间又有多少矛盾?其实，当有人说一种哲学是“神秘的”时候，实际上在说者心中已经预设了一个“理想的”标准。中国哲学往往被称作是神秘的。这种判断有意无意地带有某种贬义色彩。有些学者指责中国哲学的严重不足是:普通大众被排在哲学门外，因为只有少数有悟性的所谓天才才可以领略中国哲学的精神。这种特点会直接影响到中国哲学的发扬与推广。毕竟社会中所谓的天赋极高的人是屈指可数。以上的指责不无道理，但也会产生质疑。作为追寻智慧的哲学，若人们只要通过培训都可以掌握，那中国哲学就会沦为一种操作技术，未免太为肤浅。虽然西方分析哲学具有技术性和可操作性的特点，但其在研究上绝不能没有“专家”，也并不是寻常人都可以驾驭的。所以，从能否大众化角度判断一种哲学是否恰当，是荒谬的。事实上，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不能简单的套用西方哲学体系。于是，我们就可以这样理解这个问题:一方面，将西方的哲学理念套用在中国哲学内容上，找出中国哲学对应的西方哲学体系，如此产生的结果只是中国哲学的西方化，很难体现出中国哲学固有的精髓。另一方面，用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更多意义上只是建立了一种便于大家理解和接受的路径，使中国哲学更加通俗易懂，更加可操作，而不可能建立中国哲学本身。毋庸置疑，中西方哲学各有其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文化传统，二者应该各具光芒。
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中国哲学一直在寻找自己的方向。我们在建构中国哲学的同时既不能丢失自我，也不能脱离时代。中国哲学是中华民族的更应该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应该独立于西方哲学而存在。正如郑家栋教授所说，“中国哲学是否真正具有中国的魂魄，从而能够对于人类的当代境遇及其问题做出某种原创性的回应，而不只是成为西方哲学的赝品与应声虫。”和合才是整合世界各国哲学的根本出路。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对于中国哲学的当代发展，我们需要尊重传统哲学，它们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我们更需要将其发扬光大，不能使其淹没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这种哲学新文明的建设，必须结合我国自身的发展状况及人们思想中的困惑，让中国哲学在当代也能抚慰现代人的心灵，促进社会的进步，从而具有持续不断的生命力。
中国哲学史论文2000字 篇2
陆建猷教授《中国哲学》一书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分上下两卷，洋洋70万言。从书名看其勺容，其不离传g和视域，但却仿佛是与一般讲中国哲学史的体例大有不同。据说，陆教授还有一本专门讲中国哲学史的书，与《中国哲学》构成姊妹篇，由同一家出版社出版。我们将拭目以待。本书篇首是内容简介。大抵作者此书是“一部与‘中国哲学史’体制相对而反映中国哲学之学理形态的文本”。作者认为，“中国哲学以民族特质的思维义理与概念范畴，表现其对哲学国际一般自具意义特性的品格支持，反映中国哲思主体的思维风格特色，昭示中华民族崇哲尚学的理性致思。”可见，该书宗旨是试图展示中国传统哲学的“学理形态”，力图“运用汉语义理而走出西方哲学表述传习，将原论至理汁味与现时人思需求接通”，以“超越曾经对中国哲学碎片化的理解”。
早些年陆教授曾为研究生幵设有一门叫《中国哲学的学理形态》的课，可能此书即与此课程内容有关。其实，只要是从事中国哲学的科研与教学一段时间，大多数人都会觉得，按某些流行说法，虽说中国哲学博大精深，但其深层学理似很难以现代话语通俗传达出来。如此，那些历史上无数的贤哲大同小异的哲理思想和仿佛差不多的修养路数之间是否有一些共同点呢？那一本本卷帙浩繁的语录体著述彼此之间是否也有内在联系和共同思想轨迹？那些研究为数众多的哲学人物的各类论文是否有某些内容是相通的呢？可能更为关键的还在于：古老智慧怎能在当今时代学术条件下进行讲解和传承呢？这样的忧虑或多或少很可能就是“部分人的焦虑感、危机和困境意识及其‘合法性问题’（指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的自疑”（第1页）。笔者虽不曾为“合法性”问题去动太多脑筋，但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三十年来却不免有这些“忧虑”、“焦虑感”和“危机意识”。可喜的是：“这些忧患词语及其心藉”显然“时常激促着哲学专业工作者致力改变这一现况”。的确，在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人那里的这些忧思依然还是忧思时，作为专业哲学工作者的陆教授业已完成如此一部大作！简介之后，便是著名教授成中英的《序一》，和陆教授的博士导师张岂之教授的《序二》’。二位教授均对该书作了肯定。张先生认为，陆著坚持“中国哲学具有独特的民族性”，“由于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需要长期的研究才能获得学术卜.的成就”，该书的完成“标志着他的研究只是一个开始”。成教授则说：“我必须要说，陆建猷教授写了当今的一本极有创建性的中国哲学之书。他的阐述的方式及其丰富的内容把中国哲学的宏观研究推进了一大步，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做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
正是鉴于其著之“创建性”和“非常卓越的贡献”，以及一个“标志”的“开始”，本评论将主题拟为“筚路蓝缕开生面”。探寻中国哲学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是该著主题。相应的是纠正百年来中国哲学研究中存在的“多史少学”、“以史代学”，或“‘中国哲学史’一路而单边的强势传习发展”（第7页）和“史与学混同”（第8页）的现状。在回望百年中国哲学研究，特别是诸如谢无量、胡适、冯友兰、张岱年、侯外庐、牟宗三、劳思光、成中英等的研究之后，陆教授申论他对哲学与哲学史关系上的观点。在陆教授看来，学科应以学与史兼备示其健全，而“学”显然是突出学理，“史”则偏重学理演进的历史。二者的关系应是“先学而后史，学是史的本体，史是学的进程”，尤其是“学理形态应当自体呈示逻辑进程，而非没有自我实体的发展进程”。因之，“哲学的学与史是哲学科目本质统一性下的两个性质差别的异域”。（第7页）还说：“哲学之为学科的机体，本然地包含着哲学之‘学’与哲学之‘史’的差异性论域^哲学之‘学’是哲学之为学科的学理形态自体，它是决定哲学之‘史’的实体质素。”(第15页）由此自然涉及黑格尔“哲学史本身就应当是哲学的”那个著名的思想论断。这个思想后来又以“哲学就是哲学史”的命题而广泛流传。在陆教授看来，“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个命题成立的条件是有限的。它不能掩盖二者有区别的事实。我们并不能因此把哲学归结为哲学史，也不能把哲学研究局限于哲学史研究。从这里，作者试图开出他的《中国哲学》的立根之基来。陆教授说：“学术生命力在于与时俱进地开新其生机途道。应世之需与综合创新是《中国哲学》生成的动因条件。”（第8页）该书比照一般哲学所关注的问题域而论中国哲学的所谓理论论域，也同时就是中国哲学之“学”所关注的问题。
除了绪言和结束语外，作者大体以此为依据将中国哲学的“学”分为本原论、格致论、名辩论、美识论、伦理观五大板块，各板块有概述，且每个板块也工整地区分为六章，全书共三十章。分述先秦诸子百家、儒、释、道各家哲学思想，而以六经之首《易经》作为全书之开篇。不仅如此，陆教授还将他所思考编排的板块、章名和节名分别称之为“宏观的板块论域”、“中观的致思问题”和“微观的语义概念”三个层次。于此我们看到该书特殊的逻辑结构。陆教授说：“宏观的‘板块论域’进向中观的‘致思问题’，中观的‘致思问题’在（再）进向微观的‘语义问题’，是中国哲学现实学理形态的层次结构逻辑链。”(第17页）又说：“篇名意义的‘板块论域’、章名意义的‘致思问题’、节名意义的‘语义概念’是中国哲学现实学理形态的主体质素要件。论域、问题、概念的等差层阶，坚实地组构并支持着中国哲学大系及其学科理念运动的法则性。论域、问题、概念是哲学的形态质素，也是哲学之为学科合法性的实体部件”。这是说根据“论域”划分板块，而以“问题”构成不同的致思路径，以“概念”区分语义。论域、问题、概念就不仅成为构成横断面的《中国哲学》板块与板块、章与章、节与节之间的内在逻辑，且它们又纵贯性地是论域、致思、语义间相互联系的环节。陆教授严厉批判无视中国哲学现实学理形态存在的错误看法，以及那种轻鄙中国哲学研究者和教学者的不适之言。他说：“人们似乎不应该设想某个民族国家的哲学史不合法的问题，倘若执意拟设这一表示少数哲学工作者奇思妙想的‘问题’，那就需要等待他们拿出地球表面确实存在着‘生活着而无思想’的人类证据，同时还需要回答地球表面以思想为本质的哲学是否必要与某洲某国哲学相一致的终极难题！”.
此外，《中国哲学》还有两大特点：一是特别突出中国哲学是关于智慧之思的学说的思想，二是强调中国哲学的美识论和伦理观。陆教授在很多地方谈到中国哲学或哲学的根本属性问题。如其云：“哲学的本质是思想”（第17页）；“哲学昭示着民族国家的理论智思”（第28页）；“中国哲学即是……中华民族理性思维的智慧之学”（第1页）；哲学是“精致的概念思维的学科”（第16页），还说：“哲义涵摄主体思维认知与经典认知与经由认知致取的知识智慧”（第13页），等等。最后，他仍是将中国哲学还原为一般哲学：“中国哲学就是哲学国际一般意义下悠久辉煌的传统的国别哲学”（第17页）。中国哲学是否突出知i只问题，有不同认识。但陆教授突出此点是有原因的。一是他认为中国哲学也只是“哲学的国际一般"，一般哲学注重知识，当然中国哲学也理应如此；二是陆教授博士论文的题目就是“南宋的四书学”，其自然接受朱子解《大学》的方式。关于中国哲学的美识论和伦理观两板块占了全书下册，近三百页。作者认为，“美识论是中国哲学学理形态的审美之域”（第21页）。伦理观的根本是如何实现社会公正的问题。“实现社会公正是领导主体对于社会进步的公共职责”（第494页）。如果说美识论稍多地关注到道家与佛教的话，那么，伦理观中更多阐释和介绍的是儒家的伦理观。
总之，《中国哲学》一书不是随意之作，无论从其花费十余年时间上看，还是从思想逻辑的建构方面看，都是如此。当然，本书也存在仍需进一步完善的方面。首先是存在着难以完全划分在五大板块中的某些问题，也有多板块同时并存的某一问题。比如，“言意之辩”就不免既可被当作属于格致论，却又仿佛属于名辩论。作者并未明确交代究竟在何意义上属于格致论，又在何意义上属于名辩论。再比如，虽同属于名辩论的名辩逻辑问题，在诸子那里的具体表现有很大不同。儒家将之转化为“正名”乃至“名教”问题，就与政治和社会教化、教育紧密相关，与名辩思潮中的名家及后期墨家单纯重视思维逻辑有很大区别，但作者似未对此作出特别说明。其次，在某些思想叙述时，对其复杂性的分析仍待加强。比如，“美识论”中将老子的所谓“美恶相生”这种相对主义论调有肯定的叙述，却未剖析其中可能存在的风险=此外，书中还有过分引证同一内容，阅读上会造成重复的印象文字表述也非标准的现代白话，易生歧义。但总体上瑕不掩瑜，望读者诸君明鉴。
中国哲学史论文2000字 篇3
摘要：中国哲学以独特的学术发展理路而在人类文明文化史中独具一格，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这种独特理路不能仅仅作为“独特”而存在，否则，就像珍禽一样，只具有参观价值，岂不可悲？因此，必须经过反思和批判让世界认识到它的价值之所在。该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谈了自己的反思。
关键词：创新；中西比较；出路
1、创新
中国哲学到底如何创新？这是每一个中国学者都应该考虑的问题。“中国哲学是一个以注释圣贤经典为独特发展理路的哲学。”这句话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
下面逐条分析：我们不引入西方哲学家站在西方哲学的立场上的评价，我们承认中国哲学是哲学，承认了这一点，2、3点就已经包含在其中了。那么，圣贤经典为何？先秦诸子，特别是以儒、道两家影响最大。我认为，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的思想直接决定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生活模式以及伦理观念。而对他们的著作的解读成了后来思想者的主要工作，这种传统在儒学中体现的尤为明显。既然以注释作为其独特的学术发展理路，那么，所谓“创新”也只能在经典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新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否能为人所接受要依赖于解读者对经典的把握程度，否则，就会被指责为误解、误读。这种观念极大的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创新能力，他们一直想恢复圣贤之“原意”，然而，到底是否有“原意”？圣贤真的说（say）出了他们的意图（mean），他们真的意图（mean）了他们所说（say）的么？没有人反思这个问题。其实，文本一旦产生，就成了既不同于物，也不同于心的另外一种东西（如果有所谓二元对立的话），独立于作者，提供了巨大的意义解读空间。如果在这么广阔的意义空间中只寻求所谓“原意”，岂不是一种最大的误读么？再者，“原意”是不存在的，说什么是作者之原意呢？他意图（mean）的还是他写（say）下的？这中间有很大差别，书写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无法真正写出我们意图的东西，通常是Whatwesayisnotwhatwemean；whatwemeanisnotwhatwesay。因此寻求恢复“原意”的努力其实恰恰误解了“原意”，作者肯定说出了他自己意识不到的东西，而对这些东西的揭示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寻求“原意”的努力使得中国哲学自身缺乏有力的批判和反思能力，后来人对前人的批判只是指出前人在多大程度上“背离”了圣贤之“原意”，没有说出自己的回应的努力，总是“托古言志”。
然而，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即那种由易学精神充分体现的“大宇宙”视野以及历代思想家一直追求的“成圣”“成贤”的生命境界的提升直到今天仍然有借鉴意义。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是对生命人生的了悟，从来都与认识论无关；从一开始就参透了人生宇宙的一体合流之道，这是西方人绕了很大的一个圈子才体会到的。不过，他们经历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以及由此造就的昌明的科学成果，当然也经历了科学成果带来的严重问题，但是，经过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他们已经能够在自己文化内部找寻解救之道，显然与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以提高生命境界至上追求具有很大的不同。当然，这里不能说哪种文化优劣的问题。但是，由两种文化产生的文明是可以有标准来评价出其高下的。这一点将在后面详尽阐述。
2、中西哲学的比较
“比较”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两种在同一范畴级别的东西或人难免碰到比较的处境，中西哲学以前面临过，现在面临着这个问题，将来很有可能继续面临这个问题。但是，由于两种哲学的异质性使得我们必须先问这个问题：比较如何可能？然后，若可能，采取何种视角何种方式进行比较？比较的意义、意图何在？
我们必须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中西哲学是异质文化的产物，不同的精神气质、不同的发展理路，甚至有不同的问题。这使得很难把握比较二者的分寸，不留神就会陷入用其中一种哲学来否定另一种哲学的境地。因此，要选择一个很好的立场。如何选择呢？设想我们比较猫和狗两种动物，比较的前提是它们同属于哺乳动物，我们在“哺乳动物”这个高一级的范畴内比较猫和狗两个次一级范畴，能够看出猫之为猫的特色之处和突出特点。再设想我们比较猫和桌子，有意义么？猫和桌子甚至没有共同点，所谓比较就只是分别列举猫和桌子各自的属性而已，不能通过二者的比较使得我们更加清晰的认识到猫的特点，这不是真正的比较。因此，中西哲学比较的前提也必须是中西哲学的共同、共通之处，在这种共同、共通的基础上再谈比较才来得更有意义和价值。否则，就像比较猫和桌子一样荒谬不堪。二者是否有共同、共通之处呢？有，同是人类文化的产物，都关注过一种怎样的生活。但是，差别从诞生之日起就产生了，两种哲学沿着不同的路向发展：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人伦，以及人与万物在宇宙大背景下的和谐相处，最高境界当然是天人贯通之道。这一点在《易传》中体现的尤为明显，“大衍筮法”通过蓍草这种祖先认为有灵性的植物进行占筮，向全幅视野下的宇宙开放，感通天、地、人三才的格局，纳入阴阳二气以及由阴阳二气生发的宇宙万有，宇宙万有都存在于宇宙大化的特定时段——四时、年月等，通过感通就进入了与宇宙大化一体无隔的生命状态以及对未来了如指掌的精神豁然状态。这种初始状态体现的精神使得中国哲学表现出向原点回归的圆而神的品质。西方哲学自发端之处就有一种知识理性的倾向，苏格拉底将人的道德理性的建构诉诸“知识理性”。“美德即知识”、“认识你自己”，当然这里的“知识”、“认识”不同于由笛卡儿开始的二元对立模式下的“知识”和“认识”，也决不同于中国哲学的内省工夫。后来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西方哲学的真正开端。亚里士多德一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道出了整个西方哲学的精神——不断的超越。西方哲学家们在很长时间内都把对真理的追求作为自己的目标，把确定性作为知识的坚固基础，现在他们已经意识到这种思维模式的巨大缺陷，于是对传统哲学展开了猛烈批判，试图寻求走出这种思维模式的出路。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是一个国家概念，而“西方”则是一个地域概念，这种比较可能会遭到很多非议。我们可以自豪于中华文明的旺盛生命力，但是我们要看到，今天传统的东西已经所剩无几，因此，我们必须反思这种文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如果中国哲学以及传统思想只是在线装书中存在的东西，那么她的生命力已经很脆弱了。
3、中国哲学如何在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华文明遭遇西方文明是第一次遭受异质文明的冲击，之前的佛教还是同属东方文明的范畴，因此没有对中华文明造成什么影响，反而以独特的存在形式在中国发展壮大。
前面提到了文化与文明的不同，这里具体展开一下：
作为文化中西没有优劣之分，但是文化造就的文明可以做出高下的衡量，标准是人的发展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表现。一种文明如果能够为人提供更多的闲暇时间和生活、思想空间，我们可以断定这种文明的质量要高，因为这种文明为人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从这个角度看——这个角度是具有很大合理性的——很明显，西方文明的质量要高。中国有很多人，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阶层，抱有一种“优雅”的怀旧情结，思念所谓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声称羡慕中国农民那种“无忧无虑”的“浪漫”的田间地头的生活，自己却享受着现代化带来的一切便利，如果真的让他们回到那种生活，他们大多是不愿意的，对以西化为特色的现代化的批判不能通过回复所谓“前现代”状态而彻底完成，不能一味追忆逝去的东西，而要以积极的心态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中国和西方都在批判现代化，中国如何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很明显发出声音不是说再建古代中华文明的“轴心时代”，而是要使得世界上能有更多的人发现中国传统思想的可贵，并且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发展出有助于全球问题解决的路径，才不至于出现在世界哲学会议上没有中国人的声音的悲哀局面。西方社会对现代性的批判产生了后现代主义，但是后现代的破坏性以及消极的特征不能提供令人满意的方案，中国传统哲学中有很多可贵的思想，或许我们可以从中找到另外一种积极的批判。
然而，如何找到这样一个路径是最大的问题，是当前和今后的重要任务。出路还得从圣贤经典中发掘，但不再是紧紧追索圣贤原意的解读，而是创造性的“误读”，譬如，《庄子》一书的最独特之处不在于他表达了什么思想，而在于庄子的言说方式本身，完全可以对庄子进行这种暂时剥离内容创造性的“误读”，因为哲学的创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言说方式的选择，语言可以成为思想的桎梏也可以成为思想的完美表达，因此找到自己的言说方式就是创造性的重要一步。西方哲学史上，柏拉图以优美的对话体为特色，后又经历了近代多种形式，有几何公理式的也有其他一般论文文体，德国古典时期哲学职业化之后哲学著作的书写与其思想一样枯燥、严谨。尼采反对传统哲学的武器除了其思想本身之外还有其一反传统的写作方式，他采用格言式的表达，使得哲学思想再次灵动鲜活起来；海德格尔一生都在寻求自己独特的言说方式，他知道“语言是存在的家”，认为只有艺术和诗才能真正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并且也写了很多诗歌，尽管被诗人们认为是蹩脚的，不过我们可以从海氏的努力方向获得启发。语言一旦选定就会携带着思想向前流淌，至于是否顺畅取决于二者的协调程度。
需要注意的是，在此处之所以剥离思想和语言，即内容和形式，是为了强调语言对于创造的重要性，实际上，内容和形式永远无法分离，不是想用什么样的语言表达思想就可以用什么样的语言的，思想的特质也能制约语言的选择。不过，我们可以在这种“短暂”的剥离中获得启发，因为出路通常在普通判断认为没有出路的地方。（作者张洪杰系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职研究生）
中国哲学史论文2000字 篇4
我读了毛泽东的《实践论》，深刻理解《实践论》是毛泽东最杰出的哲学著作之一。毛泽东以马克思辩证主义为基础，结合中国的具体社会实践，深刻揭示了认识和实践的密切关系。
《实践论》说：“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外部世界了解的真理标准。”用于指导实践，实践用于验证理论。列宁说：“实践高于（理论）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无论是工作还是认识自然，都是从点到面，单方面到更多方面。只有结合理论，用实践积累自己的经验认识，把自己的直接实践经验与别人的经验（学到的知识）相结合来判断事物，才能更加科学客观地认识事物，开展工作。
我们可以在不断的实践和探索中接受外部信息，通过主动观察形成对事物表象的认识，即感性认识，积累一定的资料，进行整理、总结，得到事物之间的本质、必然、稳定的联系，即规律。形成了对规律的认识，达到了理论水平。当然，理论要经过实践的验证。也就是说，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所有的认识都有其时代的局限性。
《实践论》表示：“只有感觉到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能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不管谁需要知道什么，除了接触那个事物，即生活在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没有办法解决。“这个看法看起来很平淡，但实际上是很多人忽视的真理。
《实践论》说：“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整个宇宙发展过程中，各具体过程的发展是相对的。因此，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承认对各发展阶段具体过程的.认识只有相对真实性。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是绝对的真理。”绝对的真理是存在的，但不能单独识别，不能用任何一句话来说明。因为人们对每个发展阶段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有相对的真理。
《实践论》是毛泽东同志对实践的正确和系统的看法，对指导当时中国革命，指导当前和未来的各种实践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国哲学史论文2000字 篇5
从当时的写作背景看，全国正值革命的关键时期，而党内两种错误思想又不断的冲击着革命道路，险些把中国革命带向危险的地步。作为当时的明眼人毛泽东审时度势，写下这篇实践论(以及后来的矛盾论)。重点其实是为了端正思想，把革命思想统一，把革命带向正路。而事实上，文章一出，也的确获得不错的效果。另外，这篇作为中国哲学史上伟大的著作，在现今的社会上，仍然有着重大的意义，它毛泽东思想对马列主义继承和批判的结果，是人类思想的又一大进步。如今，它仍旧指引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前进方向。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难以忘记它和它的作者对中国革命，对中国建设，对中国历史所作的贡献
不知不觉，我就把整篇文章看完了，当然受到文章的强烈震撼。这的确是篇情理兼备的文章。读完后，我既有文学上的美感，又有哲理上的收获。我个人觉得，它给我几个比较重要的启示是：
1、实践的必要性和首要性。这其实是认识论的首要的观点，我们学习了马列主义这么多年，这个观点还是应该不仅深深留在脑里，还时刻提醒着我们去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凡事须躬亲、力行之。
2、有了实践便有了认识的需要和发生，但是，认识更要比实践进一步。即文章说的，要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上做工夫。通常我们会被大部分或真或假或虚或实的现象材料所迷惑。这时，就要充分调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不忘亲身实践，在一大堆材料中找到自己所要的东西。这种能力在以后的工作中也犹为重要。
3、实践对实际的依赖。实践是实际情况的需要，所以实践要完全立足于实际情况，从实际出发，产生正确的依据和评估，进一步得到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并不断的将正确的理论运用于再次的实践中。所以，尽量营造成一个实践、认识、总结、再实践的良性循环。